于亚洲人来说则不是。
当收入分配不平等时，这种情况就更明显了。这时，收入金字塔的顶部不会产生降低劳动成本的强烈需求，而金字塔底部的低收入会维持工资水平或驱使工资下降。因此，收入分配越是不平等，越会阻碍节约人力机械的革新，阻碍对产生动力的工艺的投资。那么，我们对于收入分配究竟应该怎么看呢？
戈德斯通（199la）认为，无论劳动力的使用是如何组织的，农业社会的人口增长会使收入与财富越来越集中，并且会压低工资和有效需求。而且，我们已经证明，更多的货币和更多的人口也是相辅相成的。所有这些常见的原因到时就会破坏经济的活力和政治的稳定。是否有证据显示亚洲在17世纪和18世纪出现了这样一种进程呢？答案是肯定的。
确实有理由认为，正是生产和人口的长期增长本身反而促成了至少在这两个方面的增长率的低落。亚洲的证据显示，其生产和人口的增长造成了资源压力，使经济与社会都两极分化：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
贫富差距的拉大改变了社会金字塔的“上层”。正如蒂莫西·布鲁克（199）关于明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历史著作《享乐的错乱》所描述的，各种人，尤其是商人和投机商的向上流动和铺张浪费都加剧了。按照利皮特（1987：90）的估算，19世纪，士绅和其他人榨取的经济剩余至少占国民收入的30％。早先的经济繁荣很可能产生了更大数量和更高比例的剩余。人们还描述了印度在19世纪衰落以前由于经济扩张而发生的类似情况。实际上，波兰梅教（私人通信1996）在对印度和中国（以及欧洲）的有关资料进行比较后确信，印度的财富与收入分配比其他地方更扭曲。社会金字塔顶部对奢侈品和舶来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从而使购买力偏离了当地和地区消费产品的大众市场。
在社会金字塔的底部，有些人“被淘汰出局”（穷困潦倒），完全被边缘化了。大批失去生计的农民变成低工资工人，组成了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廉价劳动后备军。在这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庞大的、或许还在扩大的人群。低收入也压低了他们在商品市场上的有效需求，扩大了生产内销和出口产品的廉价劳动力的供给。
就印度而言，哈比布（1963：351）解释了“莫卧尔帝国（如何）成为自己的掘墓人”。莫卧尔统治阶级通过剥削农民生产的剩余而攫取了国家的许多财富。哈比布（1963：320）援引了当时人们的两段评论：“富人的穷奢极侈与平民的饥寒交迫”之间的反差之大，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农村被迫承受苛捐杂税，以维持庞大宫廷的奢华和供养庞大的军队来确保民众的屈从，农村因此而遭到毁灭。”这必然会降低大众的收入与国内有效需求，导致工资劳动供给的低廉价格。实际上，哈比布（1963a：324－329）也证明，农民受到的剥削越来越重，因而逃离土地，可想而知，增加了城市和其他方面的廉价劳动力供给。这种情况也大大促成了莫卧尔王朝的垮台和马拉塔人的取而代之，而后者甚至变本加厉地剥削农民。阿里（1975）也援引哈比布的观点来证明，农业方面的剥削日益沉重，从而导致了农民起义和柴明达尔起义。（正如恩格斯与霍布斯鲍姆后来指出的，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挣钱谋生的机会越多，对工人的剥削越重）。
那么，亚洲的收入分配与欧洲尤其是英国相比怎么样呢？亚当·斯密（［1776〕1937：72）在谈到中国时指出，那里的最穷阶层的贫困程度远高于欧洲，因此欧洲的最低收入也比中国或许还有亚洲其他地方的最低收入高。另外，亚当·斯密（［1776］1937：206）还指出，中国和印度的实际劳动工资以及劳工用工资所能购买的生活必需品的实际数量低于欧洲大多数地区。
但是，波梅兰茨（1997，私人通信1996）则认为，印度的收入分配确实比欧洲更不平等，但中国比欧洲更平等。不过他也指出，中国劳工能够获得农村的家庭支持来解决某些生计，而欧洲和英国的城市工人已经没有这种支持了。波梅兰茨认为，因此，即使中国的收入分配与欧洲的木平等程度一样，中国工人也能接受比英国或西欧低的工资。就此而言，中国农村的家庭支持就可以被认为是相当于印度那种更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的一种“功能替代品”。
但是，更重要的是，波梅兰茨的看法可以换成另一种说法：无论中国的收入分配比较而言是什么情况，工资商品①还是比欧洲、尤其是工资较高的英国相对地、可能绝对地低廉。也就是说，相对于机器和其他动力的成本而言，由于工资商品低廉，即使中国和英国的收入分配状况相似，在中国使用更多的劳动和较少的资本就比在英国更经济合理。但是，不管这些低廉的谋生工资商品是通过什么制度机制分配的，它们只有通过中国的那种农业才能获得，这种农业比英国和欧洲的农业更具有生产力，因而能够更廉价地生产出这些工资商品。这些看法也就肯定了另外两个观点，或者至少与那两个观点前后呼应：正如马克斯（1997）所宣称的（见本书第4章），中国的农业更有效率；另外正如伊撤可（1973）和我所认为的，正是中国生产效率较高的农业阻碍了其他经济领域里节约人力的技术革新和从事资本经营的投资。
从相应的物价水平的差异中或许也能找到另外的答案。货币计量学说（认为物价随货币量的增加而上涨）也许不是太容易理解。但是，事实表明，一般来说，距离白银／货币来源越近，就越容易获得白银／货币，物价水平就越高；距离货币来源越远，就越难获得货币，物价水平就越低。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欧洲肯定更接近美洲银矿，因此也比西亚、南亚和东亚更早更多地获得白银供给。我们不是看到，欧洲（更不用说北美）较高的物价和较高的工资结合在一起依然使大多数欧洲人过着与大多数亚洲人一样、甚至更差的生活，而亚洲社会金字塔底层却提供了更多的低工资劳动供给？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拜罗克、麦迪逊等人所说的，欧洲的高工资与亚洲的低工资也应该是与很可能相近的生活水平相匹配，甚至与欧洲可能更低的生活水平相匹配的。如果说这种收入分配在亚洲更不平等，或者如果中国、甚至印度也有前面所说的那种低廉工资商品所凭借的“功能替代品”，那么亚洲的低工资就与其低生活水平更匹配了。这种情况也就使欧洲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尤其亚洲市场上、甚至欧洲市场上都竞争不过亚洲商品。
是否有证据支持、否定或修正这种说法呢？的确有。我们有关于1400－1800年这一时期末期的相对人口／土地资源比例的证据，也有基于以前的人口增长率而推测出来的早期变化的证据。另外，我们在第4章也展示了有关世界和欧亚主要地区之间的比较人口增长率的证据。
（3）有关1500—1750年的证据
为了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和美国，而没有发生在亚洲甚至非洲，就需要一种更好的世界经济理论。这种相对工资水平的微观假设以及相关的长周期的宏观假设乃是这种世界经济理论的组成部分。那么我们能够检验这种微观假设以及相关的宏观假设吗？
这方面的证据当然很丰富，而且有些证据已经在前面援引过：亚洲的工资比欧洲低得多；因此欧洲的生产没有竞争力。至于相对的人口与土地资源的比例，拜罗克（1996：154－155）考察了人口与耕地面积的比例，并追溯了1800年前后亚洲的这种比例。他发现，亚洲的比例达三四倍之高，1700年前后，中国和印度平均每公顷分别为3．6人和3．8人，而法国和英国分别为1．1人和1．5人（日本在1880年的比例却是每公顷5人）。
当然，人口及其增长的数据很难找，也很不确定，有关经济增长的数据更是如此，有关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对资源的压力的数据就更难寻觅了。但是，表41和42根据各种不同的数据来源对世界和各地区人口数据作了总结，显示出一个很有意义的模式。我们发现，很可能是由于第2章和第4章所勾画的经济原因和营养原因，世界人口在1400年以后开始恢复，在1600年以后，尤其从17世纪中期以后，形成一个向上的曲线。但是我们在第4章也看到，从1600年到1750年，欧洲一直不变地保持着世界人口的18％到19％。在同一时期，亚洲在世界人口的份额从60％增加到66％。这是因为，在人口已经很稠密的亚洲，人口以每年0．6％的速度增长，而欧洲的增长率仅为0．4％。根据李维一巴齐（199：68）后来估算的数字，此时欧洲人口增长率仅为0．3％，也就是亚洲的1／2或2／3。这样，按照表4．1和表4．2的估算，从1600年到1750年，欧洲人口增加了57％，而整个亚洲人口增加了87％，中国和印度增加了90％。另外，在资源已经稀缺的亚洲，人口的绝对增长是欧洲的4倍多，从1600年到1700年增加了1．1亿，到1750年增加了2．16亿，而欧洲仅仅分别增加了2600万和5100万。
因此，亚洲人口与土地资源的比例比欧洲增长得快。这种差异本身就暗示着，亚洲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的增长比欧洲快得多。如果亚洲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也逐渐变得比欧洲更大，那么廉价劳动力就更多了。这种推理是由于前面谈到的两个原因：亚洲人口增长更迅速，亚洲的生产和收入有更大的增长。非洲的人口保持稳定或有所下降，对收人分配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们无法确知。但是，我们知道，与欧洲不同，非洲没有从外面流入大量可用于投资的资本，也没有像欧洲那样在世界市场上与亚洲进行激烈的竞争。因此，非洲不可能产生促使人们发明节约人力的技术的刺激。李没有详细阐述理由，只是表示，非洲也可能由于其他原因而陷入一种“低度平衡的陷阱”。
（4）1750年的转折
在18世纪后半期人口为什么和如何发生了变化？历史学家和人口学家指出，大约在1750年人口增长率开始出现了一种尚未得到解释的变化。表4．1显示，从1650年到1700年，再到1750年，每50年世界人口大约增长20％，但是从1750年到1800年则有一个更高的增长，即增长23o。然而，亚洲在1750年以前的增长率是26o，从1750年到1800年则仅有20o；印度的增长率从1750年以前50年的30％跌落到后50年的20％。在表4．2上，克拉克（1977）的估算显示了这段时期的另外一种增长率。在第一个50年，世界人口总和增长了24％，在第二个50年仅增长了14o，从1750年到1800年又恢复到21％。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在第一个和第三个50年都在50％左右，但是在1700－1750年的这个中间阶段却令人费解地仅为40％左右。另外，克拉克的估算还显示，印度的人口增长率出现了一个大跌落，从1700年以前半个世纪的33o下降到1750年后半个世纪的0，绝对数字在1750年到1800年间（从1757年普拉西战役后）下降了0．5％。
其他估算数据则显示，亚洲与欧洲相比，亚洲人口增长率下降更多，欧洲人口增长率有所上升。根据联合国至今使用的卡尔一桑德斯（1936）的估算，世界人口增长率在1750年以前的一个世纪里平均每年0．3％左右，在水后的半个世纪里则下降到平均每年0．2％，甚至0．1％。其中主要是因为亚洲在1750－1800年间从平均每年0．6％急速下降到平均每年0．13％或0．14％。根据更新的估算，在亚洲境内，中国人口增长率为1％，而印度在经济衰落和被英国征服和殖民化的时期人口增长率仅为0．1％（namandgustavus1976：11）。因此，所有这些人口估算尽管有所差异，但都明显地显示，亚洲人口在18世纪从高增长率转向低增长率。
从表4．1看，欧洲的人口增长则加速了，从1650－1700年的15％上升到1750－1800年的34％和1800－1850年的41％。在表4．2上，欧洲人口增长率也从第一个50年的问％上升到第h个50年的23o，又继续上升到第三个50年（即1750－1800年）的33％。也就是说，欧洲人口增长率突然从原先的年平均0．3％或0．4％跳跃到三750一1800年的年平均1．6％。李维一巴齐（1992：68）的最新估算数字是，欧洲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在1600－1750年为0．15o，在1750－1800年为0．63o（比亚洲同期数字要低）。无论这些估算有多大差异，但无可争议的是，欧洲人口增长率突然上升了，而亚洲没有出现了这种情况，而且印度的情况可能相反。另外，这些趋势继续发展，甚至在19世纪前半期还加速了。
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由于工业革命对童工的需要不断增加，因此生育率高于死亡率，导致了这种人口增长的加速。这种说法很容易被驳倒。因为这种人口增长的加速并不限于新兴工业化的英国乃至西北欧，在东欧和俄国更为明显。俄国向西伯利亚的扩张支持了它的人口增长，而东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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