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历史学家……关注千百万人生活的大规模变迁——其中有些变化是同时代的文献资料根本没有注意到的。提出与回答问题支配着宏观历史学家所能发现的东西……（而且）使宏观历史学具有意义。……通过提出与人类交互行动的地理范围相吻合的问题……就会从过去中提炼出真正的模式，而这些模式是只对世界某一部分感兴趣的历史学家所捕捉不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历史的真实会随着历史考察范围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方面。
威廉·麦克尼尔
现在应该对我们的研究做出一些结论，并指出其中的某些理论意义。我们比较容易根据本书的论证得出一个结论：一些被广泛接受的理论命题或假定不能得到史料的支持。但是，开始寻找出这种论证对于建立另外的理论命题的意义，就比较困难了。
我们的结论会造成双重的打击。否定这些被广泛接受的理论命题的史料十分丰富，而且极其全面，因此会从实证方面完全推翻这些命题。但是，这些命题构成了19世纪和20世纪社会理论的基础与核心。因此，揭示出这些命题本身就经不起检验这一事实，也就摧毁了这种理论的历史实证基础。因此，这种“理论”就会暴露出不过是欧洲中心论的意识形态的面目。由于这种意识形态一直被用于“辩护”和支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因此证明这些命题的虚假性也就会使这个欧洲中心论是帝赤躶躶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这最后一章，我们将一件件地剥掉这个欧洲中心论皇帝的外衣。结论的理论意义至少也是双重的。一个意义是，我们需要建构更符合实际证据的新社会理论。另一个相关的意义是，我们在建构这种理论时至少应部分地通过分析历史证据而进行归纳。因此，我们还需要考察历史证据可能对于另外一种更现实的社会理论有什么意义。但是，在此我们只能先来探讨它对于建构一个更整体性的全球社会理论的意义。反对进行这种考察和探讨的人可能会指责说，这不过是一种循环论证。就算是这样吧。1．历史研究的结论：欧洲中心论皇帝没穿衣服
（1）亚细亚生产方式
佩里·安德森（1974：548）主张给“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举行一个它理应得到的体面葬礼”。他是太温文尔雅了，因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甚至几乎不值得他这样礼遇。我们无须深入考察这个概念的争议史就能明白，它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几乎是无稽之谈。我说“从一开始”，是因为在“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发明出来之前，世人就已经知道真实的世界根本不是那样的。本书中援引的各种言论证明，甚至在欧洲人们也知道埃及、西亚、南亚和东亚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进展。1776年，亚当·斯密证明，根据各种报道，中国和印度甚至在技术方面也领先于欧洲。那么他为什么还说中国似乎在五个世纪里没有变化？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句话就意味着中国早就如此发达，欧洲甚至发展了五个世纪还追不上。实际上，中国当时还要更发达，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它的经济还在扩张和发展。亚洲大部分地区也是如此。我们已经指出，亚洲根本没有“停滞”，人口、生产和贸易都在迅速扩张；经济和金融制度促成或至少允许这种扩张。
因此，马克思把中国描绘成“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是绝对没有事实依据的。他所谓的流行于印度、波斯、埃及等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也是如此。正如蒂贝布（1990）尖锐地指出的，这不过是“涂成红颜色的东方学”。马克思主张：“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种说法也是纯粹的意识形态虚构，根本没有事实依据或科学依据。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一些时代。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直线阶段性转变的概念，无论这种转变是“社会的”还是世界范围的，不过是转移人们对真实历史进程的注意力，而真实的历史进程是世界范围的，但在横向上是整体性的，在纵向上是周期性的。
遗憾的是，“马克思所做的亚洲分析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整个分析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他通过这种分析建构自己的资本主义理论”（brook1989：6）。“东方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性在于……这样一个观念：与西方社会不同，伊斯兰（及其他东方）文明是静止的，是被自身的神圣习俗、道德法规和宗教律令封闭起来的”（turne1986：6）。因此，马克思的整个“资本主义理论”有两方面的致命缺陷，一方面是他l欧洲中心论制造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寓言，另一方面是同样欧洲中心论的断言：欧洲是不一样的，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应该从那里起源。我们已经看到，欧洲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这种事情——更谈不上是因为任何所谓的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历史进程是世界范围的，囊括了全世界，也包括欧洲。
在伊斯拉莫格鲁一伊南（198）主编的《奥斯曼帝国与世界经济冲，她与几位撰稿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进行了另外一种严肃的理论和实证批判。该书显示，无论是牵强附会地论证这个武断的概念，还是逃避这个概念，这些盲从的、甚至反叛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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