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和俄国的工业化速度总体上比西欧慢。正如兰格（1985）所表示的，我们也许永远搞不清欧洲人口突然起飞的确切原因，但是我们知道欧洲确实出现了这种情况，而亚洲没有。
那么，1750年以后亚洲和欧洲的人口趋势发生逆转这一事实是否会否定我对亚洲和欧洲命运逆转以及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欧洲的原因的解释呢？不会。我们可以对这一事实作出两种解释吗？是的。
1750年以后亚洲和欧洲的人口增长率的绝对和相对变化不一定会破坏我提出的解释，甚至可能给这种解释提供新的支持。首先，亚洲较低的人口增长乃是亚洲衰落的一种表现和证据，而亚洲的衰落乃是我的解释的核心内容。同理，欧洲人口及其增长率的上升也是在经济上“欧洲兴起”和西方兴起的表现和证据。附带地说，有人会说，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有一种博瑟鲁普效应！博瑟鲁普（198）认为，在18世纪中期以前欧洲的人口与土地资源的比例不利于农业或工业的技术创新。她强调，只是在那以后欧洲的人口增长才提供了这种刺激，而且在此前夕欧洲没有出现农业生产力的增长。她认为，尽管1800年以后情况才更加明显，但是欧洲人口越来越快的增长也能支持在节约人力的技术、更省力和更廉价的动力以及原材料利用方面的革新。但是，要使这种情况成为现实，就需要不仅在本国而且在国外大大地扩张欧洲产品的市场。
但是，欧洲还必须有充足的资本来源，才能负担得起技术投资，正如扩大了市场才能使这种投资有利可图。尤其在1757年普拉西战役之后和自1800年起，世界经济本身和在世界经济里就满足了这些条件。在这同一时期，亚洲的衰落本身，更不用说欧洲殖民主义，就给欧洲人提供了必要的市场和市场份额，也提供了额外的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另外，向美洲移民也排洩了欧洲大量新的过剩人口。欧洲边疆的这些人口与在新世界获得的额外的新资源结合起来，则进一步扩大了欧洲生产和出口的世界市场。我在本书中一直强调，如果没有1800年前后世界经济的结构和格局，上述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波梅兰茨（199）对这种结构与格局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作了考察。他指出，以前长期的经济与人口增长（即我们所说的漫长的“入’阶段，而且他也发现主要体现在中国）造成了世界各地在不同资源基础上的不同的生态需求和机会。按照他的分析，到18世纪末，这些生态压力反过来刺激和促成英国和西欧转向新的能源，尤其是用煤炭取代木材，用蒸汽动力取代机械和畜力牵引。这种生态一经济刺激和人口一经济结构与格局当然是相互联系的，也需要进一步地联系起来分析。
（5）对这种解释的质疑与修改
上面是对1800年前后的技术变革所作的一种人口学的和世界宏观与微观经济的解释。人们可以基于一些实证理由对这种解释提出质疑，也可以对其分析有所保留。但是，这反而有助于修改和加强这种论证。下面的论证建立在1996年8月和10月波梅兰茨、戈德斯通和我三人通过电子邮件展开讨论的基础上。目的是对我们的讨论作出一个更好的综合，在实证和分析方面更易于我们三方接受，也更经得起读者的推敲。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从世界市场竞争的角度来解释1800年前后的技术变革以及是否和在哪里进行投资来降低生产的比较成本和扩大市场。
1．对简单的供求假说的主要挑战是，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与其说是“节省”劳动，不如说是“扩展”劳动，从而提高了劳动和资本二者的生产力。
2．在中国某些地区（例如长江流域和华南）以及印度某些地方，直接工资价格或成本可能与欧洲尤其是英国的某些地区一样高（甚至更高）。
3．中国和欧洲的收入分配情况可能相似（我认为，中国不比欧洲更扭曲），印度则很可能更不平等。
4．根据我们的分析和按照企业核算，绝对的、相对的和世界范围的比较工资成本问题也与当地和地区的劳动配置问题有密切关联。
5．尤其是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劳动配置有一些经济差异，而这些差异与某些制度差异有关。但是，还不太清楚这些差异在多大程度上成为表面上的劳动配置的根本原因，或者它们是否仅仅是把劳动配置组织起来的不同的制度机制。特别重要的制度差异有：（a）在印度，劳动力是受束缚的；（b）中国的婦女被束缚在乡村，她们的劳动局限于农业和家庭工业，如纺纱；中国的一些产业工人还要直接依赖束缚在乡村和农业的婦女所生产的生活必需品；在英国就没有那么严重，生活必需品通常是从市场上获得的；（d）在英国，可能还有欧洲一些地方，为了生产更多、更廉价的羊毛而实行圈地，把男女劳动力赶出土地，抛入城市的雇佣大军（或失业队伍）。
6．工业革命是从棉纺织业开始的，但这既需要有越来越多的“外来的”棉花供给（对于欧洲来说，这种供给来自殖民地），也需要面向一切人的“世界”市场，在这个世界市场上所有的人都必须竞争（除了中国，因为它依然有一个不断扩展的并且受到保护的国内和地区市场）。
7．工业革命还需要有更多、更廉价的能源生产与供给，而且是在这种条件下发生的。当时主要利用煤炭来制造和使用产生蒸汽动力的机械，这种机械开始是固定的，后来是能移动的。里格利（wr＠ey1994）论证了煤炭取代木材成为英国燃料来源的关键作用。
8．这些动力来源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首先是需要（并且允许）劳动和资本集中于采矿业、运输业和制造业。其次它们也通过铁路和汽船使得远程运输变得更迅速、更廉价。
9．在这些“革命性的”工业动力、设备、组织以及相关的劳动方面的投资，只会发生在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与可能性的地方，而这取决于：（a）劳动力的配置与成本选择；（b）其他生产资料的配置与比较价格（例如，产生动力和用于运输的木材、煤炭、人力和畜力资源，诸如棉花和钢铁等原料），它们与这些资源的地理位置以及获取它们时的生态变化有关；（c）资本的来源和盈利的可能性；（d）市场渗透程度和潜力。
（6）印度、中国、欧洲和整个世界的转变
19世纪初，以上9个因素引起了世界经济的一系列转变。
印度
尽管印度拥有廉价的而且受束缚的熟练劳动力，但是它在世界纺织品市场上的竞争支配地位受到威胁。国内的棉花、食品和其他工资商品的供给依然丰富而低廉；尽管日益受到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困扰，生产组织、贸易组织和金融组织以及运输业还是比较有效率。但是其他的动力和原料供给，尤其是煤炭和钢铁的供给则比较稀少和昂贵。因此，当时几乎没有经济上合理的刺激来促使印度人进行技术创新。还有其他的阻碍因素：首先是从18世纪30、40年代甚至更早开始的经济衰落；其次是（由此引起的？）从18世纪50、60年代开始的人口增长减慢和英国殖民主义活动；最后是经济衰落和殖民主义的结合而导致的英国对印度资本的“榨取”。印度在1816年从一个棉纺织品净出口国变成一个棉纺织品净进口国。但是，印度还在纺织品市场上挣扎，到19世纪最后30多年开始重新增加纺织品生产（也是由工厂生产）和出口。
中国
中国在世界瓷器市场上依然保持支配地位，在丝绸市场上还有部分的优势，在茶叶市场上拥有越来越大的优势，在纺织品方面基本上维持自给自足。中国直到19世纪初还保持着贸易顺差。因此，中国从国内和国外两方面获得和集中了资本。但是，中国的煤炭资源还远没有可能用于动力和工业生产，因此虽然山林在逐渐毁灭，但人们还没有觉得用煤炭取代木材做燃料更为经济。另外，内陆运河运输、沿海航运，再加上道路运输依然很有效率和低廉（但不是从边远的煤矿运送煤炭）。
这种在国内和世界市场上的经济效率和竞争力也依赖于绝对的和比较的低廉劳动成本。即使像拜罗克指出的那样，人均收入高于其他地方，即使收入分配并不比其他地方更不平等（波梅兰茨和戈德斯通的看法），工资商品的生产成本绝对地看和相对地看都是很低的。农业和工业的劳动力都很充裕，产业工人及其雇主都可以便宜地获得农产品，因此雇主可以向工人支付很低的谋生工资。戈德斯通（1996）强调一个因素的重要性：婦女被束缚在乡村，因此始终可以供（廉价的）农业生产所用。波梅兰茨（1997）则强调了一个相关的因素：城市产业工人依然部分地依赖“他们的”家乡来维持生存（正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工业化时期的情况），而乡村的低廉农产品部分地是由戈德斯通所提到的农村婦女生产的。换言之，从企业雇主和市场的角度看，工资商品之所以绝对地和相对地低廉，是因为婦女劳动使农业能够有效率地和廉价地生产出它们。这种工业、运输业、贸易和其他服务业的城市工人和其他工人的廉价食品的“制度性”分配在功能上相当于更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劳动供给量大，劳动价格低，对消费品的需求也就减弱了；因此也几乎没有什么刺激促使人们投资于节约人力或使用其他能源的生产和运输。伊俄可（1973）试图用“平衡的陷阱”来概括这种局面。即便如此，中国在世界市场上依然具有竞争力，保持出口顺差。正如乾隆皇帝向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所说明的，中国“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西欧
西欧，特别是英国不得不尤其与印度和中国展开竞争。欧洲当时还依赖于印度的棉纺织品、中国的瓷器和丝绸。欧洲把这些商品转口到非洲和美洲的殖民地来谋取利润。另外，欧洲还依赖于殖民地，需要从那里获得金钱来支付这些进口，而这对于欧洲的转口贸易，对于欧洲自身的消费、生产和出口都很重要。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欧洲从非洲与美洲的殖民地通过奴隶贸易和种植园经济获得的资金属与其他利润，即使说没有绝对地下降，那么也在收支盈余上有所下降。为了弥补、甚至维持——根本谈不上增加——其在世界市场和国内市场的份额，欧洲人集体地（企业家们个人也）被迫加强他们对某些市场的渗透。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或者用政治和军事手段来消除竞争，或者通过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来削弱竞争（有时则双管齐下）。
当印度和西亚开始“衰落”时，即使中国还没有“衰落”，机会就来了。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的工资与生产和运输的其他成本依然很高，不具有竞争力。但是尤其在1750年以后，收入的上升和死亡率的下降迅速地提高了人口增长的速率和数量。另外，农业中置换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扩充了工业劳动力的供给潜力。与此同时，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主义统治使长期以来资本流入这个国家的趋势发生了逆转。另外，商业措施和殖民措施结合在一起，使得大量的原棉输入到英国和西欧。森林的大量砍伐使得木材和木炭的供给越来越紧张，木材和木炭的价格也越来越昂贵。在英国，从18世纪30、40年代起，煤炭成本先是相对下降，然后是绝对下降，从而使取代木炭（和泥碳）变得越来越经济，因而也越来越普遍了。18世纪最后30多年间的康德拉捷夫“b”阶段促成纺织业的技术发明和蒸汽机的改进（蒸汽机先是用于煤矿排水，然后也用于给纺织业提供动力）。在19世纪初，一个“a”阶段（康德拉捷夫所确定的第一个“a”阶段）和拿破仑战争促进了人们对这些新技术，包括对运输设备的大量投资和这些新技术的扩展，也导致了把越来越多的成本依然较高的劳动纳入“工厂体制”。生产迅速地增长；实际工资和收入下降了；“世界工场”通过“自由贸易”征服了外国市场。但即使到了这个时候，英国殖民主义还不得不禁止外国人自由地与印度进行贸易，而且求助于从印度出口鸦片来强行“打开”进入中国的“门户”。
世界其他地区
我们的世界经济分析还没有涉及到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但是，简单地说，我们看到，非洲大部分地区的人口与土地资源的比例至少像欧洲一样有利于节约人力的投资。但是，非洲没有欧洲那样的资源基础（除了南非有尚未得到开发的资源），而且非洲不仅没有资本流入，还苦于资本外流。加勒比海地区也是如此。拉丁美洲有资源和劳动力，但也苦于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所造成的资本外流和单一原料出口，而自身的国内市场却被欧洲出口商品所占据。西亚、中亚和东南亚也越来越成为欧洲及其工业的驯服市场（如果还不是殖民地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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