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向欧洲及其工业供应原料，而原先它们自己把这些原料加工成国内消费品和出口商品。在19世纪，只有北美、澳大利亚、阿根廷和南非的欧洲“移民殖民地”能够在这种国际劳动分工中另外找到安身立命之地，再有就是中国和日本能够继续进行强大的抵抗。但这是另外一个发生在后来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导致了东亚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中的重新崛起。
总之，变动中的世界人口一经济一生态形势突然地——大多数人包括亚当·斯密在内都没有料想到——使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投资在经济上变得合理了，也有利可图了。这些投资范围包括，为节约每单位产出的劳动投入以提高生产力、劳动的利用率及其总产出而在机械和工艺上的投资；对动力生产的投资；对雇佣劳动和资本生产力的投资。生产过程的这种转变最初集中在世界经济中一些地区的有选择的工业、农业和服务业部门。这些地区的比较竞争地位使得——后来继续使得——这种新工业化经济体的进口替代措施和出口拉动措施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和政治上的可行性。因此，这种转变曾经仅仅是而且继续仅仅是世界经济进程的一种表现。这种表现暂时局限于某些地点，只要这种表现没有均匀地遍及全球——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种情况，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大可能有——就还会转移。这也就意味着，1800年前后在与欧洲进行的世界经济竞争中，阻碍亚洲的不是普遍的贫困，更不是传统或失敢用马克思主义和熊彼特的术语说，恰恰是它们的成功导致了失败。因为造成亚洲经济的竞争障碍的，乃是它先前回应长期“a”阶段扩张的经济刺激时取得的绝对和相对的成功——这个“a”阶段是由美洲金钱的流入所支持的，并且持续到18世纪大部分时间。这就把所有的流行理论翻了个脚朝天。
（1）关于过去的结论和对于未来的意义
最后，我们可以再次总结我们的发现和论证，探讨它们对未来的意义，然后在下一章进一步考察这一切对于社会经济理论和世界历史——过去、现在和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的论证和证据表明，1400年到1800年的世界发展不是反映了亚洲的愿弱项是反映了亚洲的强大，不是反映了欧洲根本不存在的强大，而是反映了它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孱弱。因为正是所有这些地区联合参与统一的但在结构上不平等、变化不平衡的全球经济，以及它们在这个全球经济中的位置，才引起了它们在世界的相对地位的变化。与边缘的欧洲、非洲和美洲相比，自1400年开始的普遍的全球经济扩张使亚洲的这些中心受益更早更多。但是，正是这种经济优势在代世纪晚期逐渐成为亚洲各地区的绝对和相对的劣势。人口和收入的增长以及经济和社会的两极分化造成了越来越大的资源压力，限制了社会底层的有效需求，使亚洲比其他地方更容易获得廉价劳动力，生产和贸易也开始衰退。
欧洲以及后来的北美（我们还可以再加上欧亚太监另一端的日本）有能力利用19世纪和20世纪这场泛亚洲危机。它们设法成为新工业化经济体，先是实行进口替代政策，然后逐渐实行面向全球世界市场的出口拉动政策。但是，这种成功是基于它们原先在全球经济中的边缘地位和相对“落后”地位，也会被证明是相对短命的。这些新兴的、但或许也是暂时的世界经济中心现在也正经历着与原先的亚洲经济中心相似的绝对和相对的社会经济衰退，而一些原来的亚洲经济中心似乎正在恢复它们的经济和社会活力。
因此，与其他周期性衰落和过渡时期一样，18世纪晚期也是衰落的亚洲人与崛起的欧洲人之间竞争和“分享’政治经济权力的时期。只是在那之后，以欧洲势力为中心的新“霸权”秩序才建立起来，并伴随着欧洲迅速的资本积累而产生了一个工业和经济扩张的新时期。这个19世纪世界霸权体系最终导致了欧洲内部愈益激烈的角逐以及与美国和日本的角逐。这些角逐最终发展成1914—1945年的普遍危机和战争，从而导致了一个美国领导下的新霸权秩序和一轮新的世界经济增长。当代东亚的经济扩张首先从日本开始，继之体现在东亚新工业化经济体，现在也明显出现在中国沿海地区。这可能预示着亚洲在未来的世界经济中会重新承担起它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曾经承担的领导角色。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长周期的延续过程。它的“b”阶段大概是在1800年前后从亚洲开始的。从亚洲的、或许更广阔的全球的长时段角度看，这个延长的19世纪和20世纪“b”阶段的结束可以用20世纪中期开始的新一轮的“第三”世界的政治非殖民化作为标志，其中包括中国和越南的解放。这些政治事件自然也是西方以及西方所支配的世界所发生的长期政治经济变化的反映，其中包括霸权从西欧转移到美国。
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至少可以看到同时发生而又相互关联的两大趋势。首先，自1973年开始的第一次战后大衰退以来，整个西方的生产力增长出现了明显的和尚未得到解释的减缓趋势。与之相伴的是美国经济中的平均实际工资的下降和前所未有的两极分化。这次衰退和继之而来的1979－1982年衰退曾经被错误地归咎于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冲击”（frank1980）。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石油出口国并没有向西方发出另外的政治经济挑战，而且整个经济动蕩，包括“调整”和“缩减”其生产活动，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崩溃，都是发生在西方自1967年开始的康德拉捷夫长周期的“b”阶段。
另一个同时发生的、相互关联的趋势是，东亚经济的明显复兴及其对世界的冲击。这种复兴始于日本，继之以第一批“四小虎”，包括日本的前殖民地韩国和台湾，以及香港和新加坡。然后，这种经济增长的复兴蔓延到东南亚其他的“小虎’域“小龙”以及中国沿海的“大龙”。正是这个南（和东）中国海地区及其“海外华人”团体曾经在15一18世纪漫长的“a”阶段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显要位置。这是否预示着21世纪在那个地区，或许还扩及南亚和西亚，会出现一个新的“入’阶段呢？
因此，可以设想，西方和东方会在不远的、已经隐约可见的将来再次交换在全球经济和世界社会中的位置。这种对过去七个世纪的长周期起伏的探讨和思考也引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在我们所说的长周期循环中各个阶段是如何互相替膻的。不过，最好还是在最后的“理论”一章讨论周期循环时再来探讨这个问题。
为了理解当代的发展和未来的前景，需要有新的更好的理论，才能给社会政策和社会行动提供哪怕是一些根基本的指南。我希望，本书所提供的与众不同的历史视野也能对这种现实和前景投射更多的光亮，因为过去依然参与着对现在和未来的创造与限制。因此，最后一章将阐述我们就历史学和社会理论应该避免什么错误而做的历史说明究竟有什么意义，并且探讨历史学和社会理论如何能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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