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尼尔（1983）认为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心’。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1996）把他们所考察的从公元930年开始的大约50年一循环的康德拉捷夫周期的最初4个周期都放在中国。沃勒斯坦（1992：586－588）也指出：“在各种有关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论著中已经清晰地论述并广泛地接受了扩张与收缩的模式。……例如，1050－1250年是欧洲扩张时期（十字军、殖民运动）。……1250－1450年的‘危机’或大收缩也包括了黑死病。”阿布一卢格霍德（1989）认为，这个最后阶段的第一个百年，即1250－1350年，是第一个扩张时期，从1300年以后则是收缩时期。她的这个结论是基于她对整个非洲一欧亚地区的“13世纪世界体系”的分析。吉尔斯和我（1992，1993）则考察了整个非洲一欧亚世界经济／体系中直到1250年前后的扩张的“a’阶段和直到1450年前后的收缩的“b”阶段。
吉尔斯和我（1992）把1450年前后定为又一个新的“a”阶段的开端，这或许很接近沃勒斯坦问974）对欧洲的世界一经济的分析。拉维·帕拉特和沃勒斯坦（1990）把1400年定为印度一次大扩张的开端，而当时我们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现在再来回顾世界经济，这次扩张确实是从1400年开始的，但不仅在印度如此，而且在东南亚也如此，很可能在中国也如此。
在世界经济边缘的西端，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在黑海和东地中海的活动，以及热那亚人通过地中海向西进入大西洋的扩张活动，都是这次世界经济扩张的次要组成部分。西班牙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复地运动”以及伊比利亚人深入大西洋的创举也都如此。他们先是抵达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和加纳利群岛，接着又沿西非海岸绕行。伊比利亚人的这次扩张又为寻找和发现一条通往金银遍地的东亚的航路奠定了基础。伊比利亚人沿着两条路线航行，一条是向西的环球航行，穿越大西洋，然后或者经由霍恩角和巴拿马，或者经由墨西哥，再跨越太平洋，另一条路线是向东沿非洲海岸、绕好望角到东方。后一条路线不仅比较短，而且能够更快更多地分沾印度洋和南中国海沿岸地区的财富。只是在发现了美洲的金银财富之后，向西航行才变得有利可图。这一发现使欧洲人第一次真正有机会在亚洲支配的全球赌场中下赌注。另外，首先和主要是亚洲经济从1400年起再次扩大了商业活动和实现繁荣。
问题是，上述的长周期中的这个扩张的“a”阶段持续到什么时候？当我们把这种周期运动追溯到公元前1700年时，我们实际上停在1450年，“暂时接受’其他学者所描述的自那时开始的周期运动的“基本轮廓”。
博斯沃思（1995：224）在根据城市发展资料修改自己过去对这个周期及其阶段的起迄时间的研究结论时写道：“吉尔斯和弗兰克似乎过早地听到长时段周期的丧钟……转而投身于较短的康德拉捷夫波动（如果这确实是他们的立场）。这两个现象……并不一定是互不相容的。”的确，那实际上可能是我们的实用立场，但在理论上我们也考虑到这两种周期在原则上是互相包容的。这实际上就是前面第5章讨论“通货分析与1640年的危机”时的主旨，尽管我还没有论述在一个长周期阶段里如何包容若干个康德拉捷夫周期（请参见第5章对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的观点的评述）。
但是，更值得考察的问题是，这个（可能的）“a”阶段持续了多长时间。回答是，至少持续到1750年。博斯沃思也根据他的城市发展资料提出类似的问题，得出的结论是，这些资料也“肯定”了有一个较长的“a”阶段的观点：由于有一个16世纪的下降曲线，对于全部25个世界最大城市来说，长周期并不完全适用；但是，“东亚的相对城市等级（反映了25个大城市中东亚最大城市的发展）直到1650年前后一直很高，在那以后，它才与欧洲一大西洋城市体系的发展速度同步。这种“蹒跚”状态持续了一个多世纪”（bosworth1995：221－222）。在他的表8．4中，东亚和欧洲一大西洋城市的相对城市等级曲线直到1825年才相交，此时亚洲的经济政治力量都衰落式微了。1850年，伦敦取代北京，成为世界最大城市。正如第4章已经指出的，罗兹·墨菲（1977）也把东方衰落与西方兴起的交叉点定在1815年前后。
因此，这再次表明，这个（迄今最后一个）世界经济长周期的扩张阶段——至少在亚洲——持续了三个多世纪之久，即从15世纪开始，贯穿整个17世纪，至少直到18世纪前半期，甚至到18世纪末。前面所考察的17世纪的证据也支持这种从1400－1450年开始，贯穿整个问世纪，至少直到18世纪初的“延长的16世纪”的扩张的概念。另外，正如第4章已经指出的，生产的大扩张和人口的增长主要发生在亚洲，而欧洲是在很晚的时候才赶上来。两地的经济扩张都是由于欧洲人带来美洲金钱而刺激起来的。从世界历史的现实与发展的角度看，正是（完全是）因为有了美洲金钱，欧洲人才扩大了对世界经济中这种以亚洲为主的生产扩张的参与。另外，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当时世界经济中最强大、最活跃的部分一直是在中国和印度。
因此，我认为，这两个以及亚洲其他重要经济体曾经具有。而且继续具有一种长周期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增长在达到其扩张的“a’阶段的最高转折点后转入收缩的“b”阶段。另外，这些亚洲经济体之间当然是相互关联的。因此，一旦扩张或收缩发生时，它们几乎同时经历这种扩张和收缩的阶段，这不可能是“巧合”，对此也无须惊讶。但是，这些亚洲经济体不仅彼此相互关联，而且都是统一的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可以推测，这个统一的全球经济具有自身的长期发展周期。这里要论证的是，在1750—1800年，尤其对于亚洲最核心的经济体来说，大约自1400年开始的这种长周期的上升“a”阶段达到了最高转折点，转向继之而来的长时间的“b”阶段。另外，正如我在以前（1978a）和第5章里所证明的，1762年到1790年是较短的康德拉捷夫长周期的一个“b”阶段。
长期扩张的“a”阶段在18世纪晚期的亚洲走到尽头，随后是（周期性的？）衰落。这使当时还处于边缘的西方第一次真正有机会改善自己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相对和绝对地位。只是到了那个时候，西方才能进一步进入一个（暂时的？）主宰时期。我们现在有一个可以类比的局势：目前的世界经济危机使也是处于世界经济边缘的所谓“新工业化经济体”得以兴起。我们会发现，与这些东亚“新工业化经济体”一样，欧洲当时先是实行“进口替代”（当时是在“主导”工业，即原先依赖亚洲进口的纺织品制造业），然后也逐渐实行“出口拉动”——先是面向西非和美洲相对受保护的市场，然后面向整个世界市场。
历史上也有相似的情况。正如蔡斯一邓恩和霍尔（1997）所说的，有些（并非所有的）处于边线或边题的“边疆国家”对处于“核心’的经济体、社会或政治体（或帝国）发出革故鼎新的挑战。有些（半）边睡的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发生危机时抓住机会（同时避开危险）而获得好处（gillsandfrank1992；frankandgills1993）。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种地位变化（正如枪座位游戏一样）每一次都主要取决于比较突然地在体系中心发生并波及整个体系的危机，而不是主要取决于原先的（半）边睡地区或其新兴的“领先”部门的长期“准备”或可预见的“兴起”。
因此，我们就需要进一步探讨18世纪晚期是否从亚洲开始了世界政治经济衰落的“b”阶段，从而有利于原先处于相对边缘的、此时迅速上升的欧洲人。以前我们已经确认的世界体系周期（gillsandfrank1992；frankandgills1993）暗含的意思是，众多大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尔帝国、萨菲帝国、清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同时“没落”，应该伴随着一场世界体系危机和一个“b”阶段。我们在这一章结束时将对这个长周期（其“b”阶段看来是18世纪末在亚洲开始的）的历史连续性进行一点反思。对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将放在第7章。
我们还应该提出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亚洲的政治经济衰落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准确的时间）开始的，原因何在，这些衰落过程是不是一个长周期的“b”阶段的组成部分。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也涉及更深远的理论和意识形态问题：东方这些国家的衰落是由“西方的兴起’引起的，还是仅仅由此而加速？
2．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
这个标题出自阿布一卢格霍德的大作《在欧洲霸权之前》（198）。遗憾的是，她的回溯局限于公元1350年以前。我们看到，“东方”经历了更长的时间才“衰落”，“西方’在很晚的时候才真正“兴起”。我们对亚洲各经济体以及奥斯曼帝国、萨菲帝国。莫卧尔帝国和清帝国衰落的原因知之甚少。实际上，对于亚洲18世纪的讨论一直是含糊不清、众说纷法：
在很长时间里，在有关印度尼西亚、印度以及阿拉伯国家的历史著述中，18世纪一直被视为衰落时期。英国人把这种衰落当作（大英）帝国的辩护理由；荷兰人在这个时期看到的是尊贵的（东印度）公司的没落；阿拉伯人仅仅把这个时期当作他们的现代时期的背景。近年来，这种衰落观受到研究各个重要地区的历史学家的批评。……（有些人警告说）不应简单地把政治分裂当作衰败证据。……（但是）就经济的大部分特征而言，现有的少量证据更多地显示出（经济发展的）连续性，而不是急剧的变化。
但是，我们应该遵照弗莱彻的劝告，在体系中寻找导致亚洲最终“衰落’的进程和原因。而且，我在研究更早的时期时就使用了这种方法，并且尝试着得出一些重要结论（frankandgills1993；frank1993a）。因此我们也应该探讨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是否及如何有一种体系上的联系。
阿萨尔·阿里近年也研究同样的问题。尽管他所作的回答似乎不太令人满意，但他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很值得在此转述。他指出，莫卧尔帝国的衰亡一直被归结为各种“内部”因素——从女人祸国到各种制度弊病，后者在剥削农民时既无能又严酷，由此激发了日益强烈的民族主义。他认为，人们从来没有尝试过把所有相关因素加以综合；但是，在进行这种综合的尝试之前，应该先把它们放在“适当的脉络”中。阿里指出：
在了解有关莫卧尔帝国崩溃的学术讨论时，我吃惊地发现，这一讨论的眼界竟然会如此狭窄。在18世纪前半期，不仅莫卧尔帝国崩溃了，而且萨菲帝国也崩溃了，乌兹别克汗国也土崩瓦解，奥斯曼帝国也开始进入缓慢的、但不可逆转的衰落进程。
阿里接着提出，如果断言同一种命运在同一时间征服了这些重大地区纯属巧合，那就过于强词夺理了。因此，我们应该遵循弗莱彻的建议，探讨是否有可能发现这些同时发生的事件背后的某种共同原因。阿里接着说：
这里也有一个或许可以成为我们的研究线索的明显之点。帝国的崩溃恰好在西方殖民列强（尤其是英国和俄国）武装进攻的冲击之前。但是在这二者之间有一个短暂的间隔。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甚至在欧洲挟着军事优势与东方国家直接对峙之前，西方的兴起是否就以某些迄今尚不知晓的方式颠覆了东方的政体和社会。在我们有关中东和印度的经济史研究中，对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新商业关系所引起的这些国家的贸易和市场模式的变化，迄今没有人尝试着作出总体分析。这一个令人遗憾的空白。
但是。阿里在解答这个问题时所作的尝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他竟然一开始就断言：“1500年到1700年之间的主要事件当然是欧洲的兴起，欧洲从而成为世界贸易中心”（ah1975：387）。本书所汇集的证据否定了他的这个出发点，因而要求我们寻找一种新的解释。阿里接着表示，欧洲的经济势力肯定不仅相对地、而且绝对地破坏和削弱了亚洲各经济体（ah1975：388）。这种推测也与有关16世纪的证据、尤其有关17世纪的证据以及有关18世纪前期的证据相抵触。相反，在这些时期，亚洲各经济体更强大了。
阿里又认为，由于亚洲的收入被转移给欧洲人而不能落入亚洲统治阶级手中，因此亚洲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自身的收支而不得不加强对农民的剥削，这“当然就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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