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当船长的先后为55艘和170艘，英国人当船长的先后为17艘和37艘。所有的船只中几乎有一半，新增加的船只几乎全部来自夏克河，只有20艘来自中国，大约40般来自印度（reid1977：tablesl，2）。但是，里德也发现，东南亚的砂糖出口在1760年达到顶峯，荷兰东印度公司向东南亚群岛进口的纺织品w72，000匹下降到102，000匹（reid1977：table5）。里德的评论是：“汇总的有关数据显示，纺织品出口和其他进口一样，恰恰是在文献资料最缺乏的18世纪末出现了新的上升趋势”（reid1977）。这些发现以及尚未发现的情况也提出了一个问题：1760年后是否真的有这种上升趋势？不仅缺乏文献资料，而且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贸易的衰落也可能不止反映了二者的经济衰落（这种衰落或许对英国东印度公司有利，因为该公司从印度港口出发的船舶量在1765年到1785年之间一直很稳定）。从依然相对繁华的中国港口出发的船舶从7艘增加到21艘，但是在数量上与东南亚内部之间的船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reid1977：table2）。另外，任何意义上的东南亚“特有的商业扩张”都肯定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周期性潮流发生冲突。实际上，根据里德的表4，东南亚平均每年出口胡椒、咖啡和砂糖的价值（以西班牙元计算）在18世纪50年代为864，000元，在60年代为1，236，000元，在70年代为1，043，000元，在80年代为1，076，000元，在90年代为1，310，000元。也就是说，从1750年到1800年的50年间，增长了50％。在1760年以后增长了5％（尽管在70年代和80年代绝对数量下降）！看来这很难说是一次“特有的商业扩张”。如果再深想一下，这更像是东南亚茶杯中的风浪。因此，东南亚也很可能是与其他地区保持同步的。
我们需要更多的经验资料来确定18世纪中期重要地区的和（或）亚洲普遍的经济衰落以及与之伴随的或继之而来的人口增长率衰变。这样就能把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欧洲相对优势的兴起置于一种完全不同的眼光和历史视野中。就此而言，无论是欧洲中心论的欧洲特殊论，还是印度、中国和其他亚洲民族主义对这个时期的解释都是远远不够的。或许当时确实有一个长波经济周期，在这个周期的下降“b”阶段，亚洲各地区和帝国一个接一个地衰落了。然后，就像今天东亚的各新工业化经济体一样，原先处于边缘的欧洲人以及后来的北美人从亚洲的这次周期性“b”阶段衰落中渔利：正是在这个时候欧洲人下赌注式地宣称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和霸权——不过是暂时性的！但是，不仅“西方的兴起”是继“东方的衰落”而来的，而且这二者是同一个全球经济中相互密切联系的两个部分，彼此在结构和运动周期上相互依存。这就是我在下面几节所要证明的内容。
3．西方是如何兴起的？
那么，西方是如何兴起而——暂时——赢得这场竞争的呢？本书的导论考察了一些流行的理论和答案，而这些理论和答案都主张某种欧洲特殊论乃至西方特殊论，甚至是各种欧洲特殊论乃至西方特殊论的综合。导论也指出，所有这些理论，马克思主义的、韦伯主义的或其他的理论都有欧洲中心论的根本缺陷。布劳特（1993a）在《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论和欧洲中心历史学》一书中详细地分析了十几种答案及其缺陷。我们在第1章也谈到古迪、赛义德、伯纳尔、阿明、霍金奇、蒂贝布、刘易斯和威根如何破除这种欧洲中心论的神话。但是，他们主要致力于对公开和隐蔽的意识形态进行思想批判。第1章还谈到我本人（frank1994，1995）对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分别提出的不同形式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一经济体系”的批评。但是，虽然我和吉尔斯（199）对1500年以前的世界历史提出另外一种世界体系解释，我自己以前的工作也主要局限于提出批评。
本书的历史实证部分已经证明，从1400年到1800年，更不用说更早的时候，世界的真实情况与流行理论的说法完全不同。欧洲中心论历史学和“经典”社会理论以及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所认为或宣称的欧洲的支配地位根本不存在。直到大约1800年为止，世界经济绝不是想象中的以欧洲为中心，在任何重要方面也不能用所谓从欧洲起源的（和由欧洲体现的片资本主义”来界定或标示。更谈不上有什么欧洲人或西方引发、扩散、传播或维护的任何真正的“资本主义发展”。这些只是欧洲中心论的想象产物，甚至正如伯纳尔已经强调指出的，只是迟至19世纪以后的产物。由此产生的一个相关问题是，是否早已有某种‘贺本主义低度发展（的发展）”。就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而言，这种论点（frank1966，1967）很可能还站得住，就非洲进行奴隶贸易的地区而言，也可能站得住。按照这种论点，只是在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之后印度才开始这种进程（frank1975，1978a）。但是，这种考察没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印度和亚洲其他地区的衰落在多大程度上是欧洲以及“资本主义”“强加”给它们的。
前面几节中的数据已经明白无误地显示，世界经济主要是以亚洲为基础的。在哥伦布和达·伽马之前的几个世纪里欧洲人就一直叫嚷着要归顺它。正是这个原因驱使着他们寻找实现这一目标的各种道路，尤其是最佳道路。但是，在这些欧洲开拓者（不是世界开拓者！）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欧洲人还是在十分艰难缓慢地爬行，勉强地搭上亚洲经济列车。他们只是到了19世纪才在车头找到了一席之地。
（3）爬上亚洲的肩膀
那么，西方是如何兴起的呢？严格地说，欧洲人先是买了亚洲列车上的一个座位，然后买了一节车厢。名副其实贫穷可怜的欧洲人怎么能买得起亚洲经济列车上哪怕是三等车厢的车票呢？欧洲人想法找到了钱，或者是偷窃，或者是勒索，或者是挣到了钱。那么究竟是怎么找到钱的呢？
最基本的途径有两个，或者说是三个。最重要的途径是，欧洲人从他们在美洲发现的金银矿那里获得了金钱。第二个途径是，他们在那个最好的赢利行业中“制造”了更多的金钱，主要是开采出白银，更准确地说是强迫美洲当地人给他们开采白银。欧洲人也参与他们在美洲经营的或对美洲经营的其他各种赢利的商业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巴西、加勒比地区和北美南部的奴隶种植园；当然，他们也经营维持和扩大这些种植园的奴隶贸易。按照布劳特的统计（1993a：195），在这种有利可图的生意中，欧洲人大概始终雇用和剥削着一百万的劳动力。欧洲人通过向美洲的这些工人和其他阶层的人销售欧洲制造的产品而挣得更多的金钱。这些产品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市场的，因为它们在亚洲没有竞争力。
但是，凯恩斯所谓的收益增殖率也在欧洲起了作用：先是通过注入美洲金钱，继而又通过把从美洲、非洲和“三角贸易”（尤其包括奴隶贸易）获得的利润用于在欧洲投资。当然，欧洲也从前面提到的面向美洲和非洲的商品生产和出口中获取利润。在本书前面的实证论述中提示了欧洲的这些发现与制造资金的来源与机制。这里也无须再详细加以论述，因为有关的研究和阐释已经不计其数。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探索我们下面要谈到的一些后果，也没有得出相关的必要结论。
为了避免哆嗦，也为了避免使用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流淌着血和汗”的说法，这里只须引用大家都宠爱的学者亚当·斯密的论述：
自发现美洲以来，其银矿出产物的市场就在逐渐扩好第一，欧洲市场已逐渐扩大。英格兰、荷兰、法兰西、德意志，甚至瑞典、丹麦和俄罗斯，都在农业和制造业上有相当大的进展。第二，美洲本地是它自身银矿产物的新市场。随着该地表业、工业和人口的进步……对金银的需求也自然增加得更快。英属殖民地完全是一个新市场。…·。。但是。美洲的发现作出了一种更根本的（贡献）。美洲的发现给欧洲各种商品开辟了一个无穷的新市场，因而引起了新的劳动分工和技术改进，而在以前通商范围狭隘、大部分产品缺少市场的时候，这是绝不会发生的。劳动生产力改进了，欧洲各国的产品增加了，居民的实际收入和财富也跟着增加了。
正如斯密所了解的，正是美洲造成了欧洲居民实际收入和财富的增长。另外，斯密反复重申，甚至波兰、匈牙利以及欧洲其他没有与美洲直接进行贸易活动的地区也因此而使自己的工业获得间接好处。再有，正如波梅兰茨（1997）所强调和分析的，欧洲人对土著奴隶和从非洲输入的奴隶的剥削，再加上美洲的资源，不仅给欧洲的消费与投资提供了额外的资源，而且也减轻了欧洲本身资源稀缺的压力。
斯密也承认，亚洲在经济上远比欧洲发达和富裕。“在东印度的孟加拉，在中国的一些东部省份，农业和制造业的改良看来也是渊远流长的。……甚至这三个国家（中国、埃及和印度斯坦）——根据各种资料显示，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主要是以其在农业和制造业方面的优势而著称。……（现在，即1776年）中国是远比欧洲任何部分都富有的国家”。
另外，斯密也懂得贫穷的欧洲人怎么使用他们新近获得的钱财购买搭乘亚洲列车的车票。接着前面援引的论述，斯密写道：
第三，东印度是美洲银矿产物的另一市场。自发现这些银矿以来，该市场所吸收的银量日有增加。……综合这些理由，贵金属由欧洲运往印度，以前一直极为有利，现今仍极为有利。在那里没有什么别的物品能够获得（比贵金属）更好的价钱（把白银运到中国更有利）。……新大陆的白银看来就是以这种方式成为旧大陆两端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把世界相隔遥远各地区联络起来的，大体上也以白银的买卖为媒介。……东印度的贸易由于为欧洲商品开辟了一个市场，或者用近似的说法，为那些商品所购买的金银开辟了一个市场，就一定会增加欧洲商品的年产量。……欧洲不再是面向世界极小部分的制造业者和运送业者，……现在（1776年）已经变成面向美洲众多兴旺的耕作者的制造业者，和面向亚洲、非洲、美洲几乎所有民族的运送业者，并在若干方面亦是面向他们的制造业者了。
正如斯密指出的，由于两个相互关联的原因，亚洲市场对于欧洲人来说是与白银同样重要的东西。首先，白银是他们唯一的支付手段。其次，因此欧洲人的主要实业就是把白银当作一种商品来生产和交易。这是欧洲人从他们在亚洲内的贸易以及他们在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贸易中获取利润的主要来源。
布罗代尔宣称，“作为一个研究地中海地区的历史学家’，他“惊讶地”发现，18世纪晚期，红海贸易依然与16世纪一样是西属美洲白银流向印度及其周边地区的“中枢渠道”。“贵金属的这种流向对于印度经济，无疑还有中国经济的最活跃部分的运转是至关重要的”（braudel1992：491）。印度“事实上在许多世纪里屈从于一种货币经济，部分原因在于它与地中海世界的联系”（braudel1992：498）。“据说，坎贝（古吉拉特的另一个名称）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完全是因为它的一只手伸向亚丁，另一只手伸向马六甲”（braudel1992：528）。黄金和白银“也是使整个庞大机器从其农民基础到社会顶端和商业世界能够运转的必不可少的机制”（braudel1992：500）。布罗代尔自己的结论是：“说到底，欧洲人不得不求助于贵金属，特别是美洲的白银，因为这是进入这些贸易的钥匙”（braudel1992：217）。“从一开始，西属美洲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历史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或许不正是美洲……才是欧洲强大的真正原因吗？”。
这也正是市劳特（1977，1992，1993a）的解释。他在这些方面似乎是亚当·斯密的现代“化身”。对于贫穷可怜的欧洲人是如何设法进入兴旺的亚洲市场这一问题，他们两人都熟悉和解释了两个基本答案：（1）他们利用了他们从美洲获得的金钱；（2）他们利用了从他们在（对）美洲和非洲的生产与进出口中获得的利润以及他们在这些过程中在欧洲的投资所获得的利润。
但是，前面所暗示的第三个答案是，欧洲人也用美洲白银货币和他们所获得的利润买到了进入亚洲财富的资格。正如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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