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他们。在某一特殊工厂内劳动者间发生的事实，由于同一个理由，也在大社会的劳动者间发生。劳动者的人数愈多，他们的分工当然就愈精密。更多的人从事发明对各人操作最适用的机械，所以这种机械就容易发明出来。由于这些改进，许多商品能用比以前少得多的劳动生产出来。这样，劳动价格的增加就不只是劳动量的减少所抵偿的。（smith［177611937：81，83，86）
在稍后一节“论改良的进展对于制造品真实价格的影响”中，斯密指出，17世纪和18世纪，粗金属制品的生产成本已经下降了，未来会更显著地下降。他也发现，纺织业“没有出现这种明显的价格（或生产成本）下降”。虽然斯密谈到了粗精毛纺织业中出现的三种主要技术进步和许多细小进步，但是他在亚776年没有提到棉纺织业的任何技术进步或“工业革命”！
马森在（18世纪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增长》的导言中指出：
但是，看来几乎没有什么疑问，无论发明的动力是什么，革新者和企业家肯定都受到这样一些经济因素的影响，如相对价格、市场前景、利润前景等。在这方面人们对具体企业做了大量的专门历史研究。这些成果已经广为人知，而且数量庞大，无法在此—一列举。
但是，尤其是在像纺织业这样的竞争激烈的产业里，这些相对价格、利润前景当然是相对于世界市场前景而言的。正是纺织业这样的产业在英国发动了工业革命。
实际上，斯密在1776年就已经从这个角度把英国、印度和中国加以比较。在讨论它们在运输业方面的相对价格时，他发现，与欧洲陆地运输费用相比，中国和印度的内河交通已经节约了人力，降低了许多产品的实际价格与名义价格。
同理，纺织品的漂白过去是靠阳光暴晒来完成的，在英国这种阳光很少的国家发明和应用氯气漂白法，也就理所当然了。由于烧制木炭的木材愈益短缺，把煤作为工业革命的燃料的方法也就应运而生，并且显得更为经济（中国也缺乏烧制木炭的木材，但是那里的资本供给不足，煤炭也昂贵）。
哈特韦尔（1971：268）指出：“人们公认，18世纪（英国）没有资本短缺现象，但是承认这一点的含义是什么，人们并不是总能充分理解。”甚至哈特韦尔本人也没有认识到，没有受到充分理解的最主要的含义是，英国是与其他“经济体”通过统一的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和商品与金钱的流通而相互联系。因此，相对的供求不足和劳动与资本的可得性这二者造成的竞争力量不仅在英国起作用，也在世界范围起作用。也就是说，结合供求这两个方面的分析也必须扩展到整个统一的全球经济中。实际上，斯密在比较欧洲和亚洲运输业的人力和其他成本时就开始这样做了。因此，令人不解、当然也令人无法接受的是，虽然斯努克斯（1996）也强调相对的要素价格，但是他主编的那部著作的撰稿者，如里格利（snooks1994）却把他们的分析局限于英国和西欧的竞争。诚然，里格利重新考察了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古典经济学家有关劳动、资本、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相对价格的论述，但是与这些古典经济学家不同（例如，李嘉图提出国际比较优势法则），里格利的注意力只在英国。斯努克斯的视野开阔一些，但是他也认为：“工业革命是从一大群势均力敌的西欧小王国之间上千年的激烈竞争中产生出来的”（snooks1994：15）。
然而，最确凿无疑的事实是，在工业革命的首要领域——纺织品市场，英国和西欧首先不得不与印度和中国以及西亚展开竞争。因此，相对的供求差异造成了世界各地不同的地区和部门的比较价格和比较优势。这些结构差异于是成为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统一的全球经济中各个企业、部门和地区从微观经济的角度在劳动、土地、资本和节约人力的技术方面作出不同的理性反应。我认为，我们应该在这里（而不是在欧洲“内部”环境）寻找在世界经济的某些部分中产生对技术进步的刺激与选择的原因。这并不是说，欧洲“内部”环境与经济决策过程无先问题在于，欧洲（或曼彻斯特或瓦特的蒸汽机工场）的“内部”环境乃是由于欧洲参与世界经济造成的。也就是说，世界经济／体系本身的结构与运动造成了不同的比较成本、比较优势以及对于世界各地同一进程的不同的理性反应。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阿里基得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虽然这个结论还有很大的局限性：
我们的观点是，（1世纪、16世纪和17世纪初、18世纪晚期）英国三次工业扩张之间的主要历史联系在于，它们都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种不断的金融扩张、重建与改造的组成部分。英国从一开始就被纳入其中。金融扩张的时候必然会强化欧洲贸易和积累体系对政府与商业机制施加的竞争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主要由于各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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