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身在世界经济的结构变动中的地位优势与劣势所做的不同反应，有些地区的工农业生产衰落了，另外一些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兴盛了。
实际上，这里所说的世界经济的结构和进程不仅是欧洲的，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另外这里所涉及的阶段、工业以及重建的程度也值得注意：内夫（193）、沃勒斯坦等人之后，阿里基与他们一样强调的是长达几个世纪的工业“扩张”，而不是“革命”。在每一个周期的相应时候，纺织业就成为中心部门，这很可能是因为它是生产性行业（不同于金融服务部门），竞争最激烈。但是，第一次调整只是改善了英国相对于弗兰德的竞争地位，第二次调整只是改善了英国相对于北欧和南欧的竞争地位。只是第三次调整才大大地改变了英国在世界范围的竞争地位。即便是第三次调整也需要花费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直到1816年，英国出口到原先的竞争领先者印度的纺织品价值才超过了它从印度进口纺织品的价值。
我们在此不可能详述这种世界性发展历程，但是我们可以引述18世纪初和19世纪初的对比资料来说明问题。第5章已经提到，自1642年起，有三个条约使葡萄牙人控制的市场对英国人开放，1703年英国一葡萄牙的梅休因条约巩固了英国进人这一市场的权利。1702年12月，英国政府要人梅休因就大声明确地宣布：“这项协定将在葡萄牙产生影响：他们目前所有的粗制滥造的纺织业和其他贵重物品的制造业都将立刻停产关张；没有一个民族的布匹和货物将能（在葡萄牙人的市场上）与英国的产品竞争。”他的葡萄牙对手路易斯·达·库尼亚至少有部分的同感：“英国人的目的是提高他们的制造业，摧毁在葡萄牙刚刚起步的制造业”。我曾指出（1978a，b），最后的结果颇具讽刺意味：在一个世纪之后，李嘉图为了捍卫英国工业，在论证他的“比较成本优势法则”时举的是英国纺织品换取葡萄牙酒的例子。
谈到世界纺织品市场的竞争，我们可以援引布罗代尔的论述：
刺激是绕着弯子起作用的——（通过印度的出口物）刺激欧洲受到威胁的工业。英国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对印度纺织品关闭大门，而把印度纺织品转口到欧洲和美国。然后，它竭力把这个有利可图的市场抢到自己手中——这只有通过大幅降低人力成本才能实现。机器革命从棉纺织业开始，肯定不是偶然的。……英国受制于国内的高物价和高劳动成本，从而成为欧洲费用最高的国家，无法应付法国与荷兰在离它最近的市场上的竞争。它被赶到地中海、黎凡持、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市场……（但是）它在最早被它切实征服的市场之一葡萄牙的市场……以及俄国市场上依然独领风騒。
1776年，亚当·斯密就发现：“应该记住，制造业的完善完全取决于劳动分工……事实证明，（这）必然受到市场程度的调节。”他在同一段里补充说：“如果没有一个广泛的国外市场，它们就不可能兴旺发达”。斯密也许读过马修·博尔顿在1769年给他的合伙人詹姆士·瓦特的信。信中这样写道：“我不值得花费时间只为三个国家而制造（你的引擎），但是，我发现为了全世界而制造它是值得的”（转引自mokyf1990：245）。那么，为什么莫基尔、斯努克斯等人在分析工业革命的原因时主要从英国角度、至多从西欧角度来考察要素价格和产品竞争呢？到1800年，英国生产的棉布有4／7出口（steams1993：24）；这些占了英国全部出口的1／4；到1650年，占了一半（braudell992：572）。到1839年，比利时人布里瓦安回顾时指出：
欧洲在许多世纪里依赖印度的最贵重的产品和最广泛的消费品——平纹细布、印花布、本色布、细毛料……只能用香料来换取它们。……由此使欧洲日益贫穷。印度具有既廉价又熟练的劳动力的优势。由于制造方式的变革……印度工人无力竞争……（于是）贸易平衡从此对我们有利。
接下来是交通运输业的竞争（或者说一直进行的竞争，但此时形势逆转）。在这个领域里，亚洲过去也占据优势。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看到的，欧洲在3个世纪里一直未能大大降低运输成本，只是到19世纪，以蒸汽为动力的铁路和轮船才使欧洲人在世界贸易中长驱直入。
世界市场上的亿万次微观经济决策也有宏观经济方面的原因与后果。这些宏观经济关系引起了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供给克’经济学家的分析，也引起了凯恩斯主义者以及其他“需求方”经济学家的分析。帕西汉蒂（1981）等学者为了理解技术进步，熊彼特（1939）等学者为了追溯长周期波，都把这两种分析结合起来。我们在此不能切实地对这些分析进行评价，只是想指出经济学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是如何重要。这种革命应该最终实现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供给方分析与需求方分析、周期分析与“发展”分析的两方、四方乃至六方联姻，最终创造一个世界经济一人口一生态范围的经济分价‘大家庭’。关于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探索这样一种经济分析，请参见我以前的一些评论和一般性意见（frank1991c，1996）。
但是，我们所能做的，也是我们应该做的，至少是提出问题：在一个康德拉捷夫长周期模式中，甚至在更长的世界经济周期的模式中，工业革命的技术进展为什么和在哪里成为宏观经济背景中的重要微观经济选择（因此也必须用后者来解释和说明），或者反过来，为什么和在哪里微观经济选择了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
因此或许可以说，世界经济状况已经成熟到可以使某些企业、部门和地区通过“新工业化经济体”的措施来改善它们的微观和宏观地位。而且，只有在世界经济状况已经成熟到适当的时机时，人们才能采取这些措施；这些措施比那些实行者先前所做的任何长期“准备”更关键。
我们已经看到，欧洲人在亚洲市场乃至世界经济中没有竞争力的状况是如何被他们能够诉诸美洲金银来源所报销的，即便当时只是部分地抵消。另外，这种金银的流动和供给必须不断地得到充实。但是，美洲金银供给哪怕是出现暂时的短缺或下降，例如在17世纪一段时间出现的情况，也肯定会使欧洲人基本上退出亚洲的生意。因此，美洲金银供给问题就对欧洲人产生了暂时的或越来越大的刺激，促使他们通过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来在世界市场上竞争。这种选择将能维持、甚至扩大他们对美洲白银的获取与依赖，以及获取用他们的银钱来担保的亚洲信贷。我们能否证明，18世纪中期以后，欧洲获取美洲金银的可能性开始相对下降，从而威胁了欧洲对市场（份额）的渗透？如果是这样，就会刺激欧洲人通过降低自己的生产劳动成本来保护和提高自己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
我早就主张把1762年以后的一段时期看作是康德拉捷夫“b”阶段。在这个时期，虽然墨西哥的白银供给再次增加（但巴西的黄金供给逐渐枯竭），但欧洲人在国内外的利润都下降了，尤其是从加勒比地区的甘蔗种植园和奴隶贸易中获取的利润下降了（frank1978a）。我还认为，这个康德拉捷夫“b”阶段导致了18世纪最后30多年工业革命的各项发明（以及美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亚洲各经济体和帝国在这同一时间的逐渐（长周期的？）衰弱和这个康德拉捷夫“b”阶段，就给某些原先十分边缘的经济体和部门提供了最佳机遇和刺激，使它们能够在世界经济中争夺更好的竞争位置。欧洲一些地区和部门抓住了这个机遇，变成新工业化经济体（与今天某些东亚人一样）。他们通过使用节约人力和产生动力的机器，降低他们的生产成本，从而造成了扩大世界市场份额的新机会——先是在欧洲市场上实行进口替代，然后实行面向世界市场的出口导向。欧洲较高的工资和生产要素成本提供了这方面的机遇和刺激。
至少还有两个——互相关联的——情况也帮助了欧洲人。一个情况在前面已经提到，即他们在一些亚洲市场上的本地的和其他的竞争对手陷入经济和政治困境。
但是，他们的亚洲竞争对手不仅陷入各自和普遍的（周期性的？）衰落，而且欧洲人对亚洲更猛烈的入侵也加速了他们的政治经济的衰弱。在那里，当地人进入市场竞争、更不用说参与出口竞争也受到政治和军事的压制。由此出现了印度原先最富裕地区的“孟加拉洗劫”以及英国人对印度其他部分的征服与殖民地化，由此还出现了19世纪通过向欧洲资本‘门户开放”而导致的中国的半殖民地化。欧洲人的这些以及其他殖民活动同时既为工业生产开辟了殖民地市场，也给英国在本国工业的投资提供了资本。在世纪之交，中国的生产力还保持着很高的水平，也许到19世纪的一段时间里还高于日本的水平（inkster1991：233）。因此，由于中国在经济上还很富饶，在政治上还很强大，很难渗透进去，英国人不得不用印度生产的鸦片来迫使中国“开放门户”——尽管英国人在19世纪费尽心机，接管中国的企图从未取得很大的成功。
尽管我们对这些经济和政治困境还没有一个充分的“解释”，但是在此有一个建议：应该从亚当·斯密就欧洲情况和伊嫩可（1973）就中国情况所分析的微观经济需求状况的背景中来寻找这种解释。不过，我们应该把这种背景扩大到世界经济的范围。下面我们讨论另外一个情况，即资本的供给与来源。
（3）资本的供给与来源
有利于欧洲人更猛烈入侵的另一个情况是他们的、尤其是英国人的资本的供给与来源。哈特韦尔（1971：268）在评述了一些学者关于资本供给的著作后明确指出：“人们公认，18世纪（英国）没有资本短缺现象，但是承认这一点的含义是什么，人们并不是总能充分理解。”哈特韦尔（援引hill1967）讨论的含义之一，农业和商业的资本乃是“从国外——通过奴隶贸易、尤其自18世纪60年代以来通过有组织地掠夺印度——数量惊人的（资本）流入英国”的结果（hartwell1971：269）。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通过殖民剥削方式进行的“原始”资本积累。
殖民地是否付出的问题引起长时间的争论。亚当·斯密写道：
我们的西印度殖民地栽种甘蔗的利润特别大，在欧美两洲，没有什么耕种事业能与之相比。栽种烟草的利润虽然比不上栽种甘蔗，但是高于（在英国）栽种谷物。（sin计h
然而，与拜罗克等学者一样，帕特里克·奥布赖思（1982，1990）曾在几处否认海外贸易和殖民剥削对欧洲的资本积累与工业化有什么重大作用。因为根据他的计算，18世纪晚期由此所获得的利润不超过欧洲国民生产总值的2％。不过他还进一步表示：“无论是数量分析还是历史研究都不能平息有关远洋贸易对工业革命的意义的争论。……就欧洲（甚至英国）的工业化历史而言，‘世界视野’（布罗代尔的一个标题）对于欧洲的意义似乎不如‘欧洲视野’对于世界的意义更大”（1990：177）。遗憾的很，奥布赖恩以及其他许多学者大错特错了。因为正如布罗代尔所说，欧洲的消费大于它本身的收入，它的投资大于它本身的节余。它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主要是由于整个世界经济的结构与发展的作用。
尽管拜罗克、奥布赖恩等人否认这些外部作用，何塞·阿鲁达还是重新考察了有关资本与市场的殖民主义来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总之，在殖民地的商业投资成为商业资本循环中的一部分，与重商主义政策的制约密切相联，对于西欧的经济增长起了重大的、战略性的促进作用。它们为投资开辟了新领域——对于资本的增长、流动和流通至关重要的领域。……殖民地有所付出。（arruda1991：420）
的确，殖民地有所付出。它们不仅几乎无偿地供应了金钱，而且还供应了奴隶劳动、廉价的砂糖、烟草、木材、棉花以及其他在美洲生产、供欧洲消费的产品。再有，正是美洲的金钱使欧洲人能够从亚洲买到丝绸、棉纺织品和香料，而且使他们能够通过参与亚洲境内的“乡村贸易”而赚到更多的钱。
因此，与我们现在的议题直接相关的一项工作是，对欧洲和亚洲的“力量”于1815年开始逆转之前欧洲直接从殖民地（包括普拉西战役之后的印度）获得的利润进行统计。欧内斯特·曼德尔（1968：119－120）估计，从1500年到1800年，欧洲殖民掠夺的总值为10亿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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