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进程和当代现实。这些引人误入歧途的说法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其中包括“资本主义的诞生”、“西方的兴起”、“亚洲被并入欧洲的世界经济’等等，更不用说所谓西方的“理性主义”和“文明使命”了。我倾向于赞成别的地方的另外一些人的哲学思考：近现代历史是不是直线“进步”或其他方式的“进步”的载体或体现？
这里，我倾向于反思和质疑这样一些概念与术语在欧洲和亚洲的科学根据和分析效用：表述时间（时代）的概念，如“原始资本主义’域“原工业化”；相关的‘微量”概念，如“小型资本主义”、“半封建主义”或“原始社会主义”等。对于在世界不同地点、不同时间这些类型之间的转变进行无休止的争论，不过是钻进了死胡同。只有研究唯一的整体世界（体系）的持续结构和运动，才能阐明世界（体系的）任何部分，无论是欧洲、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等等的“发展”、“兴起’域“衰落”的来龙去脉。
（5）资本主义？
自马克思以来，布罗代尔（1982：54）所说的那种把1500年定为与过去决裂的新开端的“执迷”主要出自这样一种观念：这个新开端引进了一种崭新的、前所未有的、至少是原先从未占据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当然是从马克思和桑巴特到韦伯和托尼的观念，也得到与他们同时代的信徒的赞同。这也是从沃勒斯坦（1974）和弗兰克（1978a）到桑德森（1995）以及蔡斯一邓恩和霍尔（1997）等世界体系理论家的观念。甚至阿明（1991）和市劳特（1993，1997）对欧洲中心论进行激烈的批判时，也没有抛弃把1500年当作从欧洲起源的（和由欧洲体现的）资本主义新时代的破晓时刻的说法。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者。韦伯主义者、波拉尼主义者以及世界体系理论家，更不用说大多数“经济”史学者和其他历史学家，都不敢冒犯资本主义这头神牛及其所谓的极其独特的“生产方式”。
因此，哪怕是仅仅主张或许这种信念允许甚至应该接受质疑，就已经会被当作不可容忍的异端而受到批驳了。因为我们以前已经徒劳地宣扬过这种异端思想（frank199la，b，frankandgills1993），所以在这里也不想再作进一步的论证。我们只是想指出，能够支持上述四个结论的那些论证，也包含着对“资本主义”概念的质疑。这四个结论否定了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否定了欧洲特殊论，但肯定了有一个世界经济的存在，肯定了贯穿1500年前后的连续性。但是，世界体系理论家和布劳特接受前两个否定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欧洲特殊论的结论，但反对后两个结论（即肯定一个全球经济的连续性和否定1500年的断裂）。布劳特也否定1500年前后有断裂，而且实际上承认有一个全球经济，即使并不能把这种全球经济塞进他提出的“欧洲的世界经济”模式。但是，这四个结论必然至少导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概念本身及其所谓的从欧洲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意义的质疑。实际上，这四个结论对各种“生产方式’（当然包括“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义及它们之间的所谓“过渡”提出了质疑。首先，这些概念是由狭窄的“社会”’或“民族”的眼界产生出来的。然后。这种公认的思维方式继续使我们的注意力偏离更重大世界体系的结构和进程。而这些结构和进程所造成的组织形式被指鹿为马地命名为“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正如我们指出的，不仅根本不存在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直线“进步”，而且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更不用说整个世界社会，过去和现在都混合着各种生产关系。许多不同的生产关系“提供”了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产品。但是，从来不是哪一种生产关系，更不是哪一种“生产方式”决定了某种生产者的成功与失败。相反，世界市场的竞争压力和变动一直是更重要的因素，决定着生产关系的选择和调适。
人们不断地讨论着非资本主义阶段、前资本主义阶段、原始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兴盛阶段、资本主义的全盛阶段、资本主义的衰落阶段、后资本主义阶段以及资本主义的量与质等等。这种讨论把我们引入歧途，使我们不去分析真实的世界。本书第1章提到最近的一个例子；盖茨在《中国的原动力》一书中出色地考察了一千年的商业精神与家长制之间的关系。但是她坚持使用“纳贡生产方式与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有关它们之间不协调关系的概念，结果反而阻碍了她对真实世界的各种问题的分析。
第1章中对范赞登的“商业资本主义”的考察也批驳了这样一种论点：这种‘满业资本主义”乃是各种“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的联结”，利用了“世界经济”“体系外”的劳动和“世界市场”内的其他要素。但是，这场讨论有一个方面虽然不太引人注意，但很能说明问题：不管讨论者支持哪一方，他们都反复使用上述（带引号的）的术语。而且他们在使用这些术语时都不加引号，这是因为他们基本上对被这些术语所排斥的东西有一致的意见。而且，范赞登等人甚至列举出其中的一些：西非和东亚的奴隶、农民以及在家里从事茅舍工业的人（vazanden1997：260）。在这场讨论以及所涉及的文献中，这些生产者乃至商人都不在讨论之内：“众所周知，荷兰共和国变成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市场”；因此“阿姆斯特丹既是世界贸易的中央仓库，又是欧洲的世界经济控制站的主要金融和资本市场”。当然，在真实的世界经济中，阿姆斯特丹与荷兰根本不是这种情况。但是对于这些讨论“生产方式”的学者来说，真实的世界经济——阿姆斯特丹不过是它的一个偏远港口——并不存在。
诚然，沃勒斯坦（1997：244）甚至出面干涉，强调说：“我们不要在分析单位上争执不休了！”但是，这场讨论的要害问题恰恰是分析单位。这个分析单位就是这些讨论者视而不见的整个世界经济，而不是他们关注的那个小小的欧洲世界经济。我们发现，关于“生产方式”的整个讨论不仅仅是毫无意义的闲扯，而且也转移了人们对真正问题的关注。这些讨论参加者都极力想避开整体主义分析。
因此，最好是彻底抛弃“资本主义”这个死结。我早已多次提出这个主张；乔杜里（1990：84）在（欧洲之前的亚洲冲也论证了这一主张：“现代历史学家对资本主义的‘起源’所作的无休止的探讨，无异于炼金术士寻找能够把破铜烂铁变成黄金的点金石。”其实，不仅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探讨，而且关于“资本主义”的存在情况和意义的探讨也是如此。因此，最好是把它抛在脑后，而去探讨世界历史的真实情况。
（6）霸权？
大部分历史著作、社会“科学”著作和通俗作品都暗含有欧洲和西方支配世界的“霸权”的概念。近年来从克拉斯纳（1983）和基奥恩（keohene1983）到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198，1996）的国际关系文献明确地谈论政治霸权。沃勒斯坦及其追随者明确地谈论经济霸权。我以前就对这种霸权概念的理论价值提出怀疑。本书第2．3、4章的论证足以埋葬任何宣称欧洲某一部分或欧洲整体支配（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或文化霸权具有历史依据的说法。在本书论述的四个世纪里，没有一个经济体或国家说得上能够对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关系、文化或历史行使了某种有重大影响的霸权、甚至领导权。如果说世界经济曾经具有什么地区性的生产和商业基础，那么这个基础就在亚洲，而且是以中国为中心。欧洲实际上完全处于边缘。
欧洲的任何一部分更谈不上在世界上行使什么霸权、甚至行使什么经济领导权。16世纪的伊比利亚半岛或只有100万人口的小小葡萄牙，17世纪的小小的荷兰，甚至18世纪的“大”不列颠，肯定都谈不上有什么霸权。这种经济领导权或政治强权、甚至“均势”（例如1648年威斯特发利亚和约之后）的概念本身不过是由“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这种近视眼光所产生的幻觉。这是彻头彻尾的欧洲中心论。有人会说，上面提到的这些经济体或国家可能先后是欧洲的或大西洋地区的小经济池塘中的大鱼——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贬低哈布斯堡帝国、俄罗斯帝国以及其他帝国。但是在实际上，这些欧洲和大西洋的经济体及其政体不过是世界经济的角落。它们甚至在技术方面也没有发挥什么重大的领导作用。在明一清帝国、莫卧尔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萨菲帝国的帝国政治棋局中，欧洲国家完全是无足轻重的角色。面对这种史实，难道我们不应该反思和修改这整个“霸权”概念吗？
(7)西方的兴起与工业革命
那么西方是怎么兴起的呢？如果说西方或西方的生产方式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而且西方在1800年以前甚至不抱有任何霸权的奢望，那么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肯定有另外一些因素起了作用，或者有另外一些尚未提到的情况使这些因素在其中起了作用。我们已经看到，迄今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大多数探讨都不免牵强附会、生拉硬套，因为它们仅仅在欧洲路灯的光亮下寻找这些因素。但是，既然西方乃是全球世界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的兴起就不可能完全凭借自身力量。相反，任何“西方的兴起”肯定是在世界经济之内发生的。因此，仅仅甚至主要在西方或其某个部分来寻找这种兴起的原因，是徒劳无益的。如果说这样做有什么“效用”的话，那只能是意识形态的效用，即抬高自己，贬低别人。
前面六个结论及其所凭借的史实意味着，“西方的兴起”这个问题整个需要用新的概念和表述来重新探讨。史实表明，这种探讨应该考虑整个世界经济／体系，而不应仅仅考虑它的某一部分，无论是英国、欧洲、西方，还是今天的东亚。我知道，如果我同时指出，许多用来解释“西方的兴起”的欧洲一西方“原因”（无论是单一因素还是复合因素）与史实不符，那么我会被指责为循环论证。但是，工业革命这个桔子在将近一个世纪以前就已经被榨了多次，现在还是能提供足够多的桔汁让人们无休止地争论，问题就在于，这种争论局限在英国的或欧洲的进程或事件的狭窄范式里。
因此，在欧洲，“西方的兴起”不是自己拔着自己的头发跃起的。更准确地说，我们应该把“西方的兴起”看作是当时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个事件，是通过采取（新工业化经济体的那种）进口替代和出口拉动战略而爬上亚洲经济的肩膀。亚洲经济和地区霸权的（周期性？）衰落使欧洲人更容易攀登。罗斯托等人所谓英国的资本积累速度出现突然跳跃的说法，从来就没有得到证实。
唯一的出路是，抛弃欧洲中心论的死结，从另外一个范式的角度来探讨这整个问题。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下面这样一个争论，就更需要这样做了：究竟是有一次工业“革命”，还是只有一场世界经济的“革命”和扩张。
（8）空洞的概念与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
这里要补充说，无论是前面所考察的史实还是在分析这些史实时使用的更整体主义的思路，还提示了另外一些关于不应该做什么的结论。历史学和社会理论，更不用说公众意见，都已经深深地陷入了一种极其隐秘的活动：把亚洲史实塞进流行的（欧洲中心论的）理论和模式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前面已经指出，这些理论和模式基本上既无实证内容，又无科学理性，即使在它们的欧洲故乡也是如此。把它们推而广之的做法就更心怀叵测了。例如，人们对支持和否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证据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包括由布鲁克（1989）编辑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卜书所发表的中国学者的论述。再有，关于各地各个时期封建主义的争论有扩大之势，数不胜数。相反相成的是，有关资本主义——它在亚洲究竟是土生土长的，还是被外来的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输入／强加的，究竟受到后者的推进，还是受到后者的限制甚至摧毁——的争论也愈演愈烈。我们在第2章已经指出，恰守这些空洞的概念和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是如何损害了苏联学者对其中亚地区的研究。
近期类似的情况是关于“欧洲的现代世界经济／体系”是否与何时把亚洲和非洲的这个或那个部分兼并了、边缘化了或弃之不顾的探讨。例如，皮尔逊（1989）的专著从头至尾都是把印度放在沃勒斯坦的“欧洲的世界经济”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上截长续短。这就使得皮尔逊去探讨这个“世界经济”如何受到或不受“必需品”和“奢侈品”贸易的束缚，其各类商品是否名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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