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常规的整体考察也有助于表明，我们只有在世界经济／体系的范围内才能说明和理解后来的“西方的兴起”，因为“西方的兴起”实际上是在这种范围内发生的。另外，这种世界体系的进程也包括“东方的衰落”。“东方的衰落”对于“西方的兴起”来说即使不是先决条件，也是一个决定因素。西方是在同一个唯一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取代了东方的位置。
对于这种“交换”，本书仅仅初步地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提出三个初步的原因分析。第一个是有关能够节约劳动和资本与能够产生动力的技术的微观经济需求与供给的假设。这种微观经济供求有助于说明暂时发生在西方部分地区的工业革命。第二个是长周期宏观经济的假设。根据这种假设，东方的“衰落”乃是世界经济／体系本身的结构、运转和转变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个解释包含了前两个假设，对世界发展的全球和地区结构与进程进行人口一经济一生态分析。这种分析有助于说明1800年前后亚洲与欧洲分道扬镖的原因。波梅兰茨（1997）也提出了一种相关的、更强调生态的解释。
这种解释显示，应该把19世纪以及至少是20世纪前半期看作是亚洲的一个“b”阶段。鉴于亚洲原先在世界中的优势地位，是否可以说这也是世界经济的一个“b”阶段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如何安置这个时期西方发生的生产力、生产和贸易以及人口的大扩张呢？从一种西方的观点看，过去两个世纪很像是一个“a”阶段，至少是东方的一个漫长的“a”阶段之后的西方的“入’阶段。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西方原先的边缘地区的“a’阶段接替了东方原先的“核心’地区的“a’阶段？另外，西方的这个“a”阶段是否也会被现在在东方刚刚开始的又一个“入’阶段所取代，随着西方的时代夕阳西下，是否核心又重新转移到东方？这就使我们看到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连续“a”阶段，而根本没有世界性的“卫”阶段。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所说的“长周期”会怎么样呢？它难道仅仅是一种错觉吗？
两个“微观”供求假设和这个长周期的“宏观”解释都需要受到更多的检验，或许需要进一步的修正。另外，我们必须把它们相互联系起来考虑，并且与其他有待考虑和提出的世界经济／体系假设和分析联系起来。也就是说，经济学需要使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结合成一种动态结构经济理论，而社会“科学”也需要建构一种真实的世界体系理论。这种社会理论也需要真正的微观历史与宏观历史（包括生态史）的联姻，从而为世界整体历史与理论的统一提供一个真正的基础。
这些思考又导致了另一个推测：正是世界经济／体系本身内的不平衡的周期进程成为其结构转变的一个机制。打个比方说，我们可以考虑生物界的变异是如何影响了进化过程和自然“系统”。斯努克斯在《动态社会》（1996）一书中根据自己对工业革命的研究，提出一种类似的劳动一资本一资源要素价格和周期的分析。这个分析乃是他对过去两百万年的自然选择所作的经济解释的一部分。正如本书第6章以及我写的书评（frank1998a）所指出的，他所作的较近时期的要素价格分析的缺点是仅仅局限于西欧。因此，虽然对正在发生“变异”的新工业化经济的关注可能符合人们一时的兴趣，但是它对世界经济／体系本身的长远意义也值得注意——已有的重视程度是远远不够的。另一方面，这种周期性的“变异”有时也受到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过分关注，例如“西方的兴起”。但是，这种关注大部分是牵强附会的结果。这种关注仅仅反映了表象：这个事件是极其独特地通过无性繁殖产生的。其实它主要是整个世界经济／体系本身的结构与进程的一个周期性现象。因此，虽然迄今流行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不予承认，但这一事实值得更多的注意，
应该承认，鉴于现在还缺乏对周期的充分分析，因此哪怕是谈论周期都是很危险的。因为已经观察到的各种波动和脉动不一定是周期性的。它们可能是偶然的，也可能是对体系“之外”的一般因素所作出的某种反应。如果要确信某种脉动确实是周期性的，就必须证明这些脉动的上下转折点或曲线的转折起因于体系内部而不是外部。也就是说，不仅上升之后有下降，下降之后有上升，而且上升本身就造成随后的下降，下降本身也造成随后的上升。（有关康德拉捷夫周期转折的内因和外因之争，参见frank，gordonandmandel1994。）但是，在这方面我们知之甚少，因为很少有历史学家考察脉动或周期，而像布罗代尔这样从这种“局势”乃至“世界视野”来思考的人也不在一种世界经济／体系范围的基础上来叙述它们，更谈不上分析它们了。人口学家也帮不了多少忙。他们没有努力去识别尽可能长的人p周期，更很少把它们与经济长周期联系起来。全球宏观历史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条路本身也是跌宕起伏的吗？
（6）能动性，还是结构
结构与能动性问题是一个老问题，在此不可能加以解决，甚至不可能深入探讨。哲学家一直在争论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关系，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究竟是个人创造历史，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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