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历史创造个人？马克思认为，人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条件下。本书旨在勾画出近代早期乃至现当代世界经济史的基本经济结构与转变的某些方面。这些条件至少制约着我们过去创造和未能创造历史的方式，也制约着我们将来能够和不能创造历史的方式。
根据本书的历史考察和本章所作的结论，可以得出两个主要教训。首先，有一种多样性的统一，这就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本身产生出多样性。其次，这种统一是连续的，但也是有周期的。这两个结构状况和进程状况影响了我们如何创造我们自己的历史。坦白地说，本书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描述”，而没有充分地进行“分析”，更谈不上彻底揭示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而揭示出这种结构，才能更好地描述各种特征和把各种事件联系起来。
我们对这些状况的结构了解得越多，也就越能更好地在这些条件下施展我们的“能动性”。王庚武曾仿照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写了一段话：“历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感受过去，而问题在于如何利用过去。”的确，问题在于如何利用过去。但“过去”是什么？我的观点是，“过去”是统一的世界历史，差异只是它的统一体中的组成部分。
（7）一个世界经济果壳里的欧洲
我们可以试着把我们对1400－1800年世界经济和欧洲的认识放进一个果壳里。近代早期历史和现代（可能还有未来的）历史本身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另外，至少整个非洲一欧亚有一个连续的共同历史。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新起点”，那就是美洲以及后来的大洋洲被并入这个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以及世界范围的体系中。不仅这种兼并的发端，而且这种实现过程的原因以及方式，也都是出自非洲一欧亚历史进程本身的结构与运动。
非洲一欧亚的历史很早以来就是周期性的，至少是有脉动的。迄今为止的一千年始于一个整个体系的政治经济扩张时期。这种扩张显然是以“东端”的宋代中国为中心的，但是也加速了“西端”的欧洲特别明显的重新嵌入。后者的反应是，进行了数次十字军东征，为的是使自身处于边缘的经济更有效地挤进这次新的非洲一欧亚运动。继之而来的是13世纪晚期，尤其是14世纪的一个非洲一欧亚普遍的政治经济衰落乃至危机时期。14世纪初，在东亚和东南亚再次开始了一个漫长的扩张时期。它很快就席卷了中亚、南亚和西亚，在15世纪中期以后，也蔓延到非洲和欧洲。美洲的“发现”和征服以及随后的哥伦布交流，乃是这次世界经济／体系扩张的一个直接后果和组成部分。
因此，“延长的16世纪”扩张实际上是从15世纪初开始的；它持续到17世纪乃至18世纪。这次扩张的持续也主要以亚洲为基础，虽然欧洲人从美洲带来的金银货币的新供给也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在亚洲，这次扩张采取的形式是，中国、日本、东南双、中亚、印度、波斯和奥斯曼领地的人口、生产、包括进出口贸易在内的贸易都迅速增长，收入和消费可能也迅速增长。在政治上，这次扩张表现为中国明一清帝国、日本德川幕府、印度莫卧尔帝国、波斯萨菲帝国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兴盛。欧洲各国的人口和经济增长比除奥斯曼帝国外的所有这些亚洲帝国都要慢；而且欧洲各国的增长也有很大差异。欧洲的“民族”国家和其他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情况也是如此，而且它们都比亚洲的大国小得多。货币和（或）人口供给的增长在欧洲造成了比亚洲大多数地区严重得多的通货膨胀。后者的生产增长更快，因此能够抵消通货膨胀，直到17世纪仍然如此。但是，在欧洲许多地区，经济和政治发展受到制约，在某些地区甚至转化为严重的“17世纪危机”。而亚洲大部分地区却没有受到影响。因此，亚洲的人口增长比欧洲更快，数量更大，这种情况延续到18世纪，到1750年以后才发生逆转。
在这个漫长的扩张“入’阶段，早已存在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体系”不断地扩展和深化。但是，与通常一样，不同的生产部门和地区在这个实际基于“银本位”的积累、生产、交换和消费的“体系”中处于不同的位置。作为分工和交换的基础，生产力和竞争力的分化体现为贸易的不平衡，主要由银币的远距离流动来“弥补”。大部分白银产自美洲，还有一些产自日本和其他地方。
白银在世界的流动既反映了宏观经济的不平衡，也是对微观经济谋利机会的主动反应。白银主要是跨大西洋以及经由欧洲跨印度洋向东流动，但也从日本和美洲跨太平洋向西流动。最终，中国成为最大的白银“秘窖”。由于中国具有相对更大的生产力和竞争力，因此吸储了最多的白银。但是，中国与其他地方一样，新增的货币造成了有效需求的增长，刺激了生产和消费的增长，从而支持了人口的增长。但是，在政治经济体不够灵活、缺乏扩张能力的地方，生产的增长跟不上货币供给的增长，货币供给的增加就未能促成生产、消费以及人口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有效需求的增长促成了通货膨胀。欧洲就是这种情况。
欧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劣势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因其对美洲货币的垄断而得到弥补。从需求方面看，欧洲人利用美洲货币——只有美洲货币——打进了世界市场，然后又扩大了他们占有的市场份额。但是世界市场的所有活跃中心都在亚洲。从供给方面看，占有和利用廉价的——对于欧洲人实际是无偿的——美洲货币，使欧洲人拥有必要的钱财，从而获得世界各地供给的实际消费品和可投资获利物品：在美洲开采白银的奴役劳动和资源；出自非洲的奴隶劳动力；欧洲人眼中的美洲[chǔ]女地和有利气候。这些资源被用于生产蔗糖、烟草、造船木料以及其他大宗出口物品，尤其是供欧洲消费的成本低廉的棉花。西欧通过波罗的海进口的东欧和北欧的粮食、木材和生铁，也用美洲货币和一些纺织品来偿付。当然，欧洲人在进口亚洲著名的香料。丝绸、棉纺织品和其他可供消费的实用品，以及转回输出到美洲和非洲时。美洲货币是他们的唯一支付手段，亚洲人生产这些商品出售给欧洲人，仅仅是为了换取他们的美洲白银。也就是说，欧洲人廉价地、几乎无偿地获得所有这些由非欧洲人生产的实用品，因为他们能够用美洲供应的货币来偿付。实际上，这些白银——也是由非欧洲人生产的——是欧洲能够拿到世界市场上的唯一出口商品。
此外，这种由欧洲之外的劳动力和原料生产的商品的供给也解放了欧洲内部的相应资源，使之可以转为他用。美洲的糖和大西洋的鱼提供了卡路里和蛋白质，欧洲就可以节省出自己的农业土地；亚洲的棉纺织品提供了衣服，欧洲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就不必使用欧洲的羊毛，节省出大片的欧洲牧场。否则，必须圈占更多的土地，种植更多的牧草，喂养更多的“吃人”的羊，以生产更多的羊毛。这样，用美洲货币换取亚洲纺织品，就间接地使欧洲人能够在西欧本土生产更多的食品和木材。这样，西欧人就能够利用他们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凭借来自西方的美洲和东方的东欧和亚洲的供给和资源来补充自身的供给和资源。这些来自欧洲之外的额外的资源供给也解放了欧洲资源，使之能够用于欧洲自身的发展。
如果用20世纪后半期的相似情况作一个有趣的比较，这个过程就一目了然了：美国人现在几乎无须任何代价就可以使其他人为他们开采银币。他们只须印发美元钞票（尤其是面值100美元的钞票）和国债券，只须花费印制费就够了。由此美国人就能对付20世纪40年代欧洲的“美元短缺”、90年代“第三世界”和原先的“第二世界”的“美元短缺”，用这些纸“美元”向前苏联和世界其他地方收购原料和成品、甚至核能科学家！有资料显示，当今在美国之外流通的美元远比在美国多得多。它的大部分国债是用纸币体现的。而且，只要大部分美元是在国外流通，美国就可以随意印发钞票而不会在国内引起通货膨胀。另外，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成吨地向西欧人和日本人销售国债券。由此，美国人现在还继续获得用越来越不值钱的80年代的美元债务换取的如年代越来越值钱的日元和德国马克。这样，西方的一部分居民再次能够用远远大于自己实际财力的开支，享受超出自己的资源与生产（超出钞票的生产）的消费，奢侈地推行更有益于健康的“绿色”环境政策，从而拯救自己的生态环境￥欧洲在二500一1800年三个世纪所实行的实际上就是这种无代价战略。差别仅仅在于美元至少有一部分是建立在美国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而欧洲的白银完全是从美洲殖民地榨取来的。当然，西方后来的生产力也部分地出自它早先的殖民主义活动。
再回过头来看1800年的情况，欧洲当时依然落后的生产状况也能造成格申克龙（1962）所探讨的追赶“优势”。欧洲的落后产生了一种刺激，它的美洲货币供给使欧洲人能够追求微观和宏观经济优势。而这些都是由于1500－1800年欧洲人不断扩大对日益扩张的亚洲经济的参与而造成的。当然，欧洲人也利用了他们与非洲和美洲越来越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尤其是“三角”贸易。这一切，当然也包括把从这些海外政治经济联系获得的利润转手投资于国内，促进了欧洲的资本积累，更准确地优促进了欧洲参与“1482—1789年的世界积累”（我的一部旧作的书名：frank1978a）。
但是，无论欧洲的“投资”和大西洋的“三角”贸易可能对欧洲参与世界积累有多大促进作用，从一种世界经济的视野着，亚洲的作用还是更大些。这其中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至少到1800年的整个近代早视亚洲的生产力、生产和积累都比世界其他地方要大得多。实际上，中国、印度和亚洲其他地区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发达。其次，欧洲的积累（参与积累）的增长可能完全得益于亚洲的积累。本书第6章（援引亚当·斯密）显示，欧洲是如何用它的美洲货币来购得一张乘坐亚洲经济列车的车票。当然，如果没有亚洲的经济或经济运动，欧洲哪儿都去不成！也就是说，欧洲还会停留在原先的地方：从世界经济角度看，就是在原地徘徊；它也许只能通过大西洋“三角”贸易来寻找出路，而这个三角贸易区与亚洲的各个经济体相比，既小又贫穷。
经过三个世纪在亚洲做生意的努力，欧洲最终抵达了（世界经济中的！）某个地方。其实，早在1500年以前，欧洲人就想方设法到亚洲做生意；亚洲财富的吸引力早就导致了12世纪以后欧洲十字军东征西亚的活动以及15世纪欧洲人到南亚和东亚的探险。本书第6章从世界经济和人口的角度考察了18世纪以后“西方的兴起”和“东方的衰落”的根源。从世界经济和人口的角度看，亚洲经济扮演着一个主要角色。我们的解释包含着三个相互联系的部分。通过把人口分析与微观和宏观经济分析结合起来，我们确定，1750－1850年间，人口与经济生产力的增长率出现了一个转折，从而导致亚洲和欧洲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发生了“交换”。通过对世界范围供求关系的微观经济分析，我们证明，这种关系刺激了欧洲在节约劳动和资本、产生动力方面的发明、投资与革新。通过对亚洲和世界的周期性收入分配及其造成的有效供求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我们看到，这种有利可图的机会是由全球经济本身制造出来的。这些过程及其分析的结合就彻底打破了吉卜林所谓东方和西方永不相遇的死结。
当然，这个‘东方／西方”死结完全是由于割裂非洲一欧亚历史以及世界历史而造成的。我们在本书卷首引用的希洛多德的名言早就警告过这种危险：西方（欧洲？）和东方（亚洲？）之间的界线纯粹是想象出来的，是西方人的一个虚构。真实的世界历史持续地（和周期性地？）往返跳越这种西方的“东方学”的想象分界线。在19世纪发生了这种跳越，在对世纪也可能再次发生这种跳越。
（8）文明冲突的无政府状态中的“圣战与大世界’
然而，西方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依然竭力否认这种多样性的统一，或者破坏和扭曲它。硕学鸿儒们甚至鼓动老百姓来反对统一性，利用报刊和其他媒体动员“我们”反对“他们”。最近一个时期，报刊成为西方硕学鸿儒们有意制造的耸人听闻之词的世界范围的载体与合唱。继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198，1992）之后，接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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