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都错了。所有这些人都不过是西方中心论这种谬论的上当受骗者和牺牲品。
人们知道，中国知识界在９０年代发生了大分化，引发了大争论（这场争论目前仍在进行）。坚持还是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启蒙的方向，肯定还是否定提倡德赛二先生的历史功绩和现实必要性，是争论的重大问题之一。启蒙文化运动被说成是“西方殖民话语的横向移植”，一大批知识分子被指责为“臣服于西方主流话语”。在这种背景下，不难理解《白银资本》异乎寻常的走红；它被赋予了学术之外的意义，成了借题发挥，发起新一轮攻击的利器。
刘禾在《读书》５月号上的文章，可作为我以上看法的一个例证。文章说，《白银资本》“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历史写作中的成见、偏见和急功近利的伪命题（比如‘中国为什么没有现代化’）。”作者将攻击的火力倾泻在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溃》一书上，认为它是重复西方成见的典型。她认为，检讨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谈论晚清闭关锁国，讲落后的封建社会，就是落入西方成见的陷阱之中。
刘禾歪曲对方的写作动机：“作者将鸦片战争这一改变世界史的重大事件，落实在中国人究竟犯了什么错误这样一个问题上……如果按照他的说法，中国人在与大英帝国的交战中犯了‘错误’，才导致了后来的悲剧，那么我们能不能问，为什么印度人、阿拉伯人、非洲人以及全世界的人都犯了错误，而惟独英国人没有犯错误？”
我认真读过《天朝的崩溃》，我认为作者提出问题的方式与中国人的心情是一致的，作者的答案是有启发性的。我们中国人当然希望能打败入侵者，也觉得完全有可能战胜入侵者，但我们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我们自然要问：中国人，尤其是上层决策者，到底犯了什么战略上、战术上的错误？这种追问与道义立场当然是两回事。而刘禾上述责问无非是要造成这种印象：你茅海建居然口口声声谈被侵略者的错误，反倒认为侵略者没有犯错误！
满清统治者傲慢无知、闭关锁国、对外部世界缺乏了解，从而造成决策失误，这是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刘禾女士用了不小的篇幅对这个“成见”挑战，证明死要面子的不是清廷，而是英国人；证明西方传教士在翻译清政府外交文书时做了手脚，将原文中的“夷”译成“野蛮人”，从而给英国主战派发动战争提供了有力口实。
我想大家都会同意，任何言词不当都不能成为侵略的口实。现在只争论一个技术性问题，“夷”到底有没有贬义，从而反映满清统治者的“中央帝国”的傲慢无知心态。刘禾认为“夷”只能译为“陌生人”、“外国人”，其依据是西人的翻译材料和字典。但我一查《辞源》，却发现对“夷”的释义有：“古对异族的贬称……春秋以后，多用为对中原以外各族的蔑称。”我以为，身居国外的刘禾女士，在与自己的同胞论战时，还是翻翻中国的权威辞书为好。
对《白银资本》的立论当然是见仁见智的事，但它并未提供定论，则是显而易见的。刘禾急于搬起《白银资本》打一批中国学者，竟急不择路地宣称弗兰克在书中关于白银贸易的证据是“极有说服力的”、“现有的证据已足以支持弗兰克的主要论点”，并说此书为体现“当代学术转型中的路标性著作”。作为以当代西方学术为专业的人，我请教了不少西方著名学者，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以《白银资本》为标志，世界学术近来发生了转型。《白银资本》刚出两年，它的历史地位这么快就得到确认，这是西方学术界太不学术了，还是刘禾本人太不学术了？
谈到学术性，我不禁要对发表刘禾文章的《读书》杂志发几句议论。
两年前，在《读书》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上，陈平原和其他几位学者对《读书》的过分学术化倾向提出批评，我当时是竭力捍卫《读书》主编的方针的。现在看来我错了，我怀疑能否说《读书》的问题是过分学术化，《白银资本》一书就是例证。此书出版前后，《读书》发了两篇文章，都是弄文学的人写的，都是赞誉性的。如果真有一种过分学术化的立场，我就要问两个问题：第一，对于这么专业化的书，为什么不请研究世界经济史、世界通史，或中国经济史、中国史的专家来作介绍评论？第二，对于这么有争议的书，为什么不发表分析性、批评性意见？
（《白银资本》，［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３月版，３５·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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