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的理，不仅把沈家友的卑劣的灵魂但露在读者面前，加深了人们对“四人帮”的愤恨，而且从另一侧面突出了作品的主题，更使我们珍爱粉碎“四人帮”给整个家所带来的光明。
总之，《命运》的主题是鲜明的、深刻的。它既渗透着对“四人帮”制造的黑暗现象的控诉，又鸣响着对光明的讴歌；而这种控诉和讴歌又是现在人物前后不同的命运中。因此，在阅读这部小说时，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和那显现在人物和事件中的深广的社会意义。
我们称道《命运》是一篇富有特的新作，同时也认为它在人物和事件的理上存在一些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如对施萍形象的个别理。
不可否认，现实生活中象施萍这样的大学生是有的。他们热爱，热爱社会主义，朝气蓬勃，充满着青春的活力。但由于“四人帮”疯狂地破坏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反对学习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知识，兼之他们原来的基础就差，因此，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知识学习得不好，掌握得不多。把这样的大学生写到作品中去，当然没有什么不可以。问题是，他们的文化平低，作者如何表现？是采取正确的积极的态度呢，还是采取客观主义的、乃至渲染的态度呢？如果从作品所表现的生活的整及其基本倾向来看，《命运》对施萍形象的理是比较好的。但是，作者对施萍画化铁炉革新方案草图的描写，却又使我们感到似乎是过分了一点。一个大学毕业生竟“连最起码的制图知识都没有掌握”，还通过一个快嘴工人之口说出这样的话：“怎么搞的，工农兵大学生还不如学徒工！”接着又让施萍“伤心”、“害羞”，居然“把眼睛哭得象核桃似的”。
作者这样描写，意在揭示出施萍虽然上了大学，但仍然没有摆受“四人帮”之害的命运。这种动机显然是好的。然而，由于作者没有站在更高的角度上，对工农兵大学生的实际文化平和工作能力进行具的分析和深刻的概括，而只是对生活中存在的个别现象作了描写，甚至是夸大的描写，所以，它就不那么典型，以致于使人感到形象所产生的客观意义和作者的主观动机之间好象有着某种程度的距离。
我们指出《命运》在施萍形象理上存在的某些不足的地方，但在评价、检验一部作品的时候，决不能只是抓住这些不足的地方妄下结论，而必须从作品所表现的生活的整、从人物之间的诸种关系和矛盾冲突的总和、从情节发展的总的结局出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看出作者的基本立场和对于生活的态度，才能看出作品的倾向。某些同志不顾生活的实际状况，硬说《命运》不真实、不典型，有的同志不从作品的总倾向出发，抓住个别细节的不当而否定整个作品，这种无视生活真实的丰富、复杂，以及不实事求是的文风，都是“四人帮”的流毒尚未肃清的反映。通观全篇，《命运》虽然在人物和事件的理上有不足之，但毕竟瑕不掩瑜，它总可以使我们看到一些可喜的特，可以使我们看到作者在尽力为当前的阶级斗争服务，力图真实地反映时代斗争生活方面所做的可贵的努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命运》是一部富有特的新作。
（原载《安徽文艺》197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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