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转之，令伺之者闭户而唱之。其伺之者以告灵台观天者曰：『璇玑所加，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今没。』皆如合符也。崔子玉为其碑铭曰：『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高才伟艺，与神合契。』盖由于平子浑仪及地动仪之有验故也。若天果如浑者，则天之出入，行于水中，为的然矣。故黄帝书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载地者也。』又易曰：『时乘六龙。』夫阳爻称龙，龙者居水之物，以喻天。天，阳物也，又出入水中，与龙相似，故以比龙也。圣人仰观府察，审其如此，故晋卦坤下离上，以证日出于地也。又明夷之卦，离下坤上，以证日入于地也。需卦干下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天为金，金水相生之物也。天出入水中，当有何损，而谓为不可乎？故桓君山曰：『春分日出卯入酉，此乃人之卯酉。天之卯酉，常值斗极为天中。今视之乃在北，不正在人上。而春秋分时，日出入乃在斗极之南。若如磨右转，则北方道远，而南方道近，昼夜漏刻之数，不应等也。』后奏事待报，坐西廊庑下，以寒故，暴背。有顷，日光出去，不复暴背。君山乃告信盖天者曰：『天若如推磨右转而日西行者，其光景当照此廊下稍而东耳，不当拔出去。拔出去，是应浑天法也。浑为天之真形，于是可知矣。』然则天出入水中，无复疑矣。又今视诸星出于东者，初但去地小许耳。渐而西行，先经人上，后遂西转而下焉，不旁旋也。其先在西之星，亦稍下而没，无北转者。日之出入亦然。若谓天磨右转者，日之出入亦然，隋志无此句，是。疑涉上文衍。众星日月，宜随天而回，初在于东，次经于南，次到于西，次及于北，而复还于东，不应横过去也。今日出于东，冉冉转上，及其入西，亦复渐渐稍下，都不绕边北去。了了如此，王生必固谓为不然者，疏矣。今日径千里，围周三千里，中足以当小星之数十也。若日以转远之故，但当光曜，不能复来照及人耳，宜犹望见其体，不应都失其所在也。日光既盛，其体又大于星多矣。今见极北之小星，而不见日之在北者，明其不北行也。若日以转远之故，不复可见，其北入之间，隋志「北」作「比」，是。应当稍小，而日方入之时乃更大，此非转远之征也。王生以火炬喻日，吾亦将借子之矛，以刺子之楯焉。把火之隋志「之」下有「人」字。去人转远，其光转微，而日月自出至入，不渐小也。王生以火喻之，谬矣。又日之入西方，视之稍稍去，初尚有半，如横破镜之状，须臾沦没矣。若如王生之言，日转北去有半者，隋志无「有半」二字，是。其北都没之顷，宜先如竖破镜之状，不应如横破镜也。如此言之，日入西方，隋志作「北方」，是也。不亦孤孑乎？又月之光微，不及日远矣。月盛之时，虽有重云蔽之，不见月体，而夕犹朗然，是月光犹从云中而照外也。「月」字据隋志增。日若绕西及北者，其光故应如月在云中之状，不得夜便大暗也。又日入则星月出焉。明知天以日月分主昼夜，相代而照也。若日常出者，不应日亦入而星月亦出也。下「亦」字，隋志无。又按河、洛之文皆云：『水火者，阴阳之余气也。』夫言『余气』也，则不能生日月可知也，顾当言日阳精生火者可耳。隋志无「阳」字。若水火是日月所生，则亦何得尽如日月之员乎？今火出于阳燧，阳燧员而火不员也；水出于方诸，方诸方而水不方也。又阳燧可以取火于日，而无取日于火之理，此则日精之生火，明矣。方诸可以取水于月，而无取月于水之道，此则月精之生水，了矣。王生又云：『远，故视之员。』若审然者，月初生之时，及既亏之后，何以视之不员乎？初学记天部月条引抱朴子曰：「王生云：『月不圆』者，月初生及既亏之后，视之宜如三寸镜，稍稍转大，不当如破环渐渐满也。」而日食或上或下，从侧而起，或如钩至尽。若远视见员，不宜见其残缺左右所起也。此则浑天之理，信而有征矣。」
贺道养浑天记：御览二、事类赋一。近世有四术，一曰方天，兴于王充；二曰轩夜，起于姚信；三曰穹天，闻于虞昺。皆臆断浮说，不足观也。
卢肇海湖赋前序：唐文粹五。日傅于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随之。古人或以日如平地执烛，远则不见。何甚谬乎？日之入海，其必然之理，自朔之后，月入不尽，昼常见焉，以至于望；自望之后，月出不尽，昼常见焉，以至于晦。见于昼者，未尝有光，必待日入于海，隔以应之。
卢肇海潮赋后序唐文粹五。自古说天有六：一曰浑天，张衡所述。二曰盖天，周髀以为法。三曰宣夜，无所法。四曰安天，虞喜作。五曰昕天，姚信作。六曰穹天。虞耸作。自盖天以下，盖好奇徇异之说。其增立浑天之术，自张平子始，言天包于地，周旋无端，其形浑浑，故曰浑天。言不及浑天而乖诞者，凡五家：庄子、逍遥篇。玄中记、王仲任论衡、言日不入地。山经、释氏言四天。并无证验，不可究寻。王仲任徒肆谈天，失之极远，桓君山攻之已破，此不复云。
杨炯浑天赋：唐文粹卷四。有为宣夜之学者曰：天常安而不动，地极深而不测。有称周髀之术者曰：阳动而阴静，天迥而地游，天如倚盖，地若浮舟。太史公盱衡而告曰：言宣夜者，星辰不可以阔狭有常；言盖天者，漏刻不可以春秋各半。周三径一，远近乖于辰极；东井南箕，曲直殊于河汉。明入于地，仲任言日不入地。葛稚川所以有辞；候应于天，桓君山由其发难。以上评说日篇。
章炳麟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文德之论，发诸王充论衡，论衡佚文篇：「文德之操为文。」又云：「上书陈便宜，奏记荐吏士，一则为身，二则为人。繁文丽辞，无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为私，无为主者。」杨遵彦依用之魏书文苑传：「杨遵彦作文德论，以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升彬彬有德素。」而章学诚窃焉。以上评佚文篇「文德之操」。书解篇云：「夫文德，世服也。空书为文，实行为德，着之于衣为服。故曰：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文弥明。大人德扩其文炳，小人德炽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积。」亦发挥「文德」之义。
又检论六，原教：诸奉天神地祇物□者，皆上世之左道，愚陋下材之所拥树。独奉人鬼为不诬耳。人之死，由浮屠之言，中阴不独存，必生诸趣。庄生乐焉而说其传薪。唯儒家公孟亦言无鬼，见墨子公孟篇。王充、阮瞻传其说以为典刑，独未知变化相嬗之道也。言有鬼则为常见。徒言无鬼不知中阴流转则为断见。以上评论死、死伪等篇。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二十二论王充：范史之传充曰：「充少孤，乡里以孝称。」杭子曰：夫孝者己有善不敢以为善，己有能不敢以为能，曰：「是吾先人之所留遗也。是吾祖若父之所培植而教诲也。」乡人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谓孝已。」而吾所闻于充者有异焉。充细族孤门，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雠众多。祖父泛，贾贩为事，生子蒙及诵，任气滋甚，在钱塘勇势凌人，诵即充父也。充作论衡，悉书不讳，而乃特创或人问答，扬己以丑其祖先。其尤甚之辞，则曰：「母骊犊骍，无害牺牲；祖浊裔清，不牓奇人。夫禹圣也，而繇恶；舜神也，而叟顽。」使禹谓圣于繇，舜谓神于叟，则禹与舜将不得为神圣，矧复以繇为恶，以叟为顽，而挂诸齿颊，着之心胸，笔之简牍，即禹亦且不免于恶，舜亦且不免于顽，虽甚神圣，焉得称孝？充知尚口以自誉而已。唐刘子玄氏谓「责以名教，斯三千之罪人。」旨哉言乎！吾取以实吾言矣。且夫言立将以垂教也，论衡之书虽奇，而不孝莫大，蔡邕、王朗、袁山松、葛洪之徒，皆一代作者，寻其书而不悟其失，殆不免于阿私所好。而范晔又不孝之尤者，随而附和之，而特书之以孝。呜呼！孝子固讦亲以成名乎？
又曰：充之立论，固不可以训，而吾特申申辨之不已者，岂以招其过也？盖有所绳尔。临川陈际泰，小慧人也，而闇于大道，作书诫子，而以村学究刻画其所生，禾中无识之徒，刊其文以诏世，而以斯语冠诸首简，承学之士，胥喜谈而乐道之。嗟乎！人之无良，壹至于此乎！而其端实自王充发之。充自矜其论说，始若诡于众，极听其终，众乃是之。审若斯谈，匹如中风病易之夫，谵諵不已，不待听其终而已莫不非而笑之者。不谓后世且有转相仿效之徒，流传觚翰，则此坏人心而害世道莫此为甚也。且充不特敢于疮疵先人，而亦欲诬蔑前哲，颜路讥其庸固，孔、墨谓其祖愚，始以解免其贱微，而既乃挤贤圣而扳之，此其弊，庸讵止诡于众而已哉？以上评自纪篇。
论衡校释附编四
王充的论衡见现代学生第一卷，四、六、八、九期。
胡适
王充字仲任，是会稽上虞人。他生于建武三年。公历二七。他的家世很微贱，他的祖父是做「贾贩」的，故人笑他「宗祖无淑懿之基」。他后来到京师做太学的学生，跟班彪受业。他也曾做过本县本郡的小官。元和三年，公历八六。他已五十九岁了，到扬州做治中。章和二年，公历八八。罢州家居，他从此不做官了。后汉书本传说他「永元中病卒于家」。大概他死时在公历一百年左右。他著书很多，有讥俗节义十二篇，不传。是用俗话做的，又有政务一书，是谈政治的书，不传。又有论衡八十五篇。今存，但阙招致篇。他老年时做了养性书十六篇。不传。论衡末卷有他的自叙一篇，可以参看。
王充的时代——公历二七至一００——是很可注意的，这个时代有两种特别色彩。第一，那时代是迷信的儒教最盛行的时代。我们看汉代的历史，从汉武帝提倡种种道士迷信以后，直到哀帝、平帝、王莽的时候，简直是一个灾异符瑞的迷信时代。西汉末年最特别是谶纬的书。谶字训验，是一种预言，验在后来，故叫做谶。纬是对于经而言，织锦的纵丝为经，横丝为纬，图谶之言都叫做纬书，以别于经书。王莽当国的时候，利用当时天人感应的迷信，造作了「麟凤龟龙众祥之瑞七百有余」，还不够用。于是他叫人造作许多预言的「符命」。孺子婴元年，（公历六年）孟通浚井，得白石，上有丹书，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自此以后，符命繁多，王莽一一拜受。初始元年，（公历八年）有一个无赖少年，名叫哀章，造作铜匮，内藏图书，言王莽为真天子。到黄昏时候，哀章穿着黄衣，捧着铜匮，到高庙里，交给守官。官闻奏，王莽遂亲到高庙拜受金匮。明年，莽遂做皇帝。图谶的起源很有政治和宗教的意味。汉初的儒生用天人感应的儒教来做那「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事业。后来儒教总算成功了，居然养成了皇帝的尊严，居然做到了「辩上下，定民志」的大功。王莽生在儒教已成功之后，想要做皇帝，很不是容易的事。他不能不利用这天人感应的宗教来打破人民迷信汉室的忠心。解铃还须系铃人，儒教造成的忠君观念，只有儒教可以打破。王莽、刘歆一班人拼命造假的经书和假的纬书，正是这个道理。王莽提倡经术，起明堂，灵台，辟雍，求古逸书，即是叫人造假书。添设博士员，——骗得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上书称颂他的功德。这是儒教的第一步成功。他那七百多种的祥瑞——白雉，凤皇，神爵，嘉禾，甘露，醴泉，禾长丈余，一粟三米，——骗得他的九锡。九锡是当时九百零二个大儒根据「六艺通义经文所见周官、礼记宜于今者」所定的古礼。这是儒教的第二步成功。平帝病了，王莽又模仿周公「作策请命于泰畤，载璧秉圭，愿以身代，策金縢，置于前殿，敕诸公勿敢言」。不幸平帝没有成王的洪福，一病遂死了。王莽却因此做了周公，「居摄践阼，如周公故事」。这是儒教第三步成功。但是儒教的周公究竟不曾敢做真皇帝。王莽没有法子，只好造作符命图谶，表示天命已归周公，成王用不着了。于是这个新周公乃下书曰：「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民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祇畏，敢不钦受。」明年，遂「顺符命，去汉号」。读策的时候，王莽亲执小皇帝的手，流涕歔欷，说道：「昔周公摄位，终得复于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叹良久。这出戏遂唱完了。这是儒教的第四步大成功。
这是图谶符命的起源。光武帝中兴，也有许多图谶。李通造谶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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