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至此几穷。但我们不妨采用纪传史的“儒林传”、“文苑传”、“方技传”的体裁，搜罗同类的人合成一传，以补专传的缺憾。
像这样，以几十篇专传做主，辅以几十篇合传去改造郑樵的《通志》，或做成《中国百杰传》，可以比别的体裁都较好。但做得不精严时，也许比《通志》还糟。这个全看作者的天才和努力。
接着，本来想把专传的做法拈出几个原则来讲，却很不容易。现在倒回来，先讲我多年想做的几篇传如何做法，然后也许可以抽出原则来。那几篇传的目录如左：
（一）孔子传。
（二）玄奘传。
（三）王安石传，司马光附。（以下四传略而未讲）
（四）苏轼传。
（五）王守仁传。
（六）清圣祖传。
这几篇的做法各有特点，讲出来很可给大家以一个榜样。现在依照次序，先讲孔子专传的做法：
甲 孔子传的做法
孔子是中国文化唯一的代表，应有极详极真的传，这是不用说的。但我们要做孔子专传，比做甚么都难。欧洲方面，有法人Renau做了一本《耶稣基督传》，竟使欧洲思想界发生极大影响而纠正了许多谬误的思想。中国现在极需要这样一篇《孔子传》。也可以发生同样效果。
许多人的传很难于找资料，《孔子传》却嫌资料太多，那方面都有。古代人物稍出色点，便有许多神话附在他身上。中国人物没有再比孔子大的，所以孔子的神话也特别的多。
做《孔子传》的头一步是别择资料。资料可分二部；一部分是孔子一身行事，平常每日的生活，属于行的方面的。一部分是孔子的学说，属于言的方面的。二部都要很严格的别择，因为都有神话，都有伪迹。
孔子一身所经的历史，最可信的似乎是《史记·孔子世家》，不过细细看来，到底有十分之一可信否，尚是疑问。另外，《孔子家语》全记孔子，但是魏、晋间伪书。其中采取汉以前的书不少，似乎虽是伪书，不无可取。不过孔子死后不数年便已有种种神话，所以汉以前的书已采神话当实事。若认真替孔子做传，可以做底本的《孔子世家》、《孔子家语》都不可靠。所以关于孔子行的方面的资料的别择很难。
采取资料的原则，与其贪多而失真，不如极谨严，真可信才信，无处不用怀疑的态度。清崔述著《洙泗考信录》，把关于孔子的神话和伪迹都一一的剔开，只保留真实可靠的数十事。虽然未免太谨严，或致遗漏真迹，但我们应当如此。只要眼光锐利，真迹被屏的一定少，伪迹混真的一定可以被屏。
崔述采取资料，专以《论语》为标准，《左传》、《孟子》有关于孔子的话也相当的择用。这种态度，大体很对。但一方面嫌他的范围太窄，一方面又嫌太宽了。怎么说他太窄呢？因为《论语》以记言为主，很少记事，就是《乡党》篇多记了点事，也只是日常行事，不是一生经过。像崔述那样，专靠《论语》，不采他书，实在太缺乏资料了。这种地方，本来也很困难，放宽点范围便会闯乱子，所以崔述宁可缩小范围。譬如《论语》以外，两部《礼记》也记了孔子许多事，到底那一种可采，那一种不可采，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崔述既然以《论语》做标准，看见和《论语》相同或不背谬的便采用，否则完全不要。这样，不免有些真事没有采用。又如《孟子》那部书关于孔子的话，是否可以和《论语》一样看待，还是问题。孔子死后百余年而孟子生，又数十年而荀子生。论理，孟子、荀子同是儒家大师，同是孔子后学，二人相隔年代并不远，所说的话应该同样的看待。崔述看重《孟子》，看轻《荀子》，《洙泗考信录》取《孟》而弃《荀》，未免主观太重罢。即使以《论语》为标准，也应该同等的看待《论语》以外的书如《孟子》、《荀子》、《礼记》等，才不致有范围太狭窄的毛病。
为甚么说崔述采取资料的范围太宽呢？譬如他以《论语》为主，而《论语》本身便已有许多地方不可轻信。他自己亦说过《论语》后五篇很靠不住，但是他对于五篇以外诸篇和《左传》、《孟子》等书常常用自己的意见采取，凡说孔子好的都不放弃，也未免有危险。固然有许多故意诬蔑孔子的话应该排斥，但也有许多故意恭维孔子、夸张孔子的话，常常因为投合大家的心理而被相信是千真万确，这种，我们应该很郑重的别择。若有了一种成见，以为孔子一定是如此的人，决不致那样，某书说他那样，所以某书不足信，这就是范围太宽的毛病。
现在举三个例，证明有许多资料不可靠。譬如《论语》说：“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子路不说，……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从前都很相信孔子真有这回事。其实公山弗扰不过一个县令，他所以反叛，正因孔子要打倒军阀。孔子那时正做司寇，立刻派兵平贼，那里会丢了现任司法总长不做，去跟县令造反，还说甚么“吾其为东周？”又如《论语·阳货》篇说“佛肸召，子欲往。……”佛肸以中牟叛赵襄子是孔子死后五年的事，孔子如何能够欲往？又如《论语·季氏》篇说“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子路问于孔子。……”子路做季氏宰是孔子做司寇时事，冉有做季氏宰是孔子晚年自卫返鲁时事，如何会同时仕于季氏？这三例都是崔述考出来的。可见我们别择资料应该极端慎重，与其丰富，不如简洁。
但是别择以后，真的要了，伪的如何处置呢？难道只图传文的干净，不要的便丢开不管吗？如果丢开不管，最少有二种恶果：一、可以使贪多务博的人又检起我们不要的资料当做宝贝；二、可以使相传的神话渐渐湮没，因而缺少一种可以考见当时社会心理或状态的资料。所以我以为做完孔子传以后，应当另做附录。附录也不是全收被屏的资料，只把神话分成若干类，每类各举若干例，列个目录，推究他的来历。这样，一面可以使一般人知道那些材料不可靠，一面又可以推测造神话者的心理，追寻当时社会的心理。
许多神话的一种是战国政客造的。那些纵横游说之士全为自己个人权利地位着想，朝秦暮楚，无所不至。孟子时代已有那种风气，后来更甚。他们因为自己的行为不足以见信于世，想借一个古人做挡箭牌，所以造出些和他们行为相同的故事来。如《汉书·儒林传》说“孔子奸七十余君。”《论语》说“公山弗扰召，”“佛肸召，”都是这类。这对于孔子的人格和几千年的人心都很有关系。从来替孔子辩护的人枉费了不少的心思，勉强去解释；攻击孔子的人集矢到这点，说孔子很卑鄙：其实那里有这会事呢？完全是纵横家弄的把戏。
孔子神话的另一种是法家造出来的。法家刻薄寡恩，闭塞民智，因恐有人反对，所以造出孔子杀少正卯一类的故事来。《孔子世家》说，“孔子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孔子家语》说，少正卯的罪名是“心逆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其实孔子摄相是夹谷会齐时做定公的宾相，并不是后人所谓宰相，并没有杀大夫的权限。况且孔子杀少正卯的罪名和太公杀华士、子产杀史何完全一样。这种故事，不是法家拿来做挡箭牌，预备别人攻击他们刻薄时说一声“太公、子产、孔子都已如此”，还是什么呢？
从战国末年到汉代，许多学者不做身心修养的工夫，专做些很琐屑的训诂考证，要想一般人看重他们这派学问，不能不借重孔子。于是又有一种神话出现，这已是第三种了。他们因为《论语》有“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的话，就造出许多孔子博学的故事。后来有一种荒谬的观念，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全因误信孔子神话的缘故。譬如《国语》说，“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本不足怪，也许那时发现了古代兽骨，但孔子决不会知道是甚么骨，因为他不是考古家。那上面却说孔子知道是防风氏的骨，当大禹大会诸侯于会稽时防风氏后至，大禹把他杀了。另外还有一部书说，孔子和颜回登泰山，远望阊门，比赛眼力。颜回看了半天，才认清那里有一个人，孔子却一看就知道那人还骑了马，二人下山，颜回精神萎靡，头发顿白，不久便死了，孔子却没有什么。这一大段绝对非科学的话，也绝对非孔子的学风，自然是后来一般以博为贵的人所造的谣言，故意附在孔子身上。诸如此类，尚不止只有这三例，我们非辨清不可。
因此，我主张，做《孔子传》在正文以外，应作附录或考异，考异还不很对，以附录为最合宜。我们把上面这类神话搜集起来，分部研究，辨别他从何产生，说明他不是孔子真相，剩下那真的部分，放进传里，那就可贵了。
神话撇开了，还有孔子学说的真相要想求得全真，好好的叙述出来，也实在困难。工作的时候，应分二种步骤：
（一）拣取可入传文的资料；
（二）整齐那些资料，分出条理来。
关于第一项，头一步，就是六经（即六艺）和孔子有无关系，要不要入传。自汉以来，都称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易》，作《春秋》。内中赞《易》及作《春秋》尤为要紧，因为这二种带的哲学尤重。《诗》和《书》我不相信孔子删过，纵有，关系也不大。《仪礼》决不是周公制定的，许有一部分是通行的，经孔子的审定，另一部分是孔子著作。乐没有书了，也许当时是谱，和孔子却有密切的关系。《论语》：“子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乐是孔子正定的可知。《史记》“《诗》三百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从前的“诗”一部分能歌，一部分不能，到孔子“皆弦而歌之”。就是造了乐谱，援《诗》入乐。《论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那么孔子不哭这天一定要歌了。“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别人唱的好，他老先生还要他再来一次，还要和唱，可见兴趣之浓了。从这类地方看来，大概孔子和乐确有关系。《易》关系尤深，其中讲哲理的地方很多。《卦辞》、《爻辞》发生在孔子以前，不必讲，《说卦》、《杂卦》、《序卦》后人考定不是孔子作的，《彖》、《象》大家都说是孔子作的，无人否认，剩下的《系辞》、《文言》或全是孔子或一部分是孔子作。假使《易》内这二种全是孔子所作，那么大的范围，应占《孔子传》料的第一部，《论语》倒要退居第二部，但是我个人看来，这样很不妥当。《系辞》、《文言》说话太不直率，辗转敷陈，连篇累牍，不如《论语》的质朴，最早当在孔子、孟子之间，大概是孔门后学所述。我们要作《孔子传》，不能不下断语。《系辞》、《文言》里面很多“子曰”，假如有“子曰”的是孔子说的，没有“子曰”的又是谁作的呢？假如有“子曰”的也不是孔子说的，那又是何人作的呢？我个人主张，那都是孔门后所述。剩下的《春秋》，司马迁、董仲舒都很注意，以为孔子有微言大义在里面。孔子讲内圣外王之道，《易》讲内圣，《春秋》讲外王，他自己也说“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春秋》的义到底是甚么东西？后来解义的《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春秋繁露》到底那书可信？或都可信？可信的程度有多少？很是问题。宋王安石却一味抹杀，说《春秋》是断烂朝报，和今日的政府公报一样，没甚么意义，这且不管，《左氏传》晚出，最少解《春秋》这部分是后来添上去的。《公羊传》、《谷梁传》大同小异，经师说是全由孔子口授下来的，为甚么又有大同小异呢？所以这些微言大义是否真是孔子传出，还是董仲舒、何休等造谣，都是问题。纵使不是他们造谣，而他们自己也说是口头相传到西汉中叶才写出文字的，那么有没有错误呢，有没有加添呢，我们相信他到什么程度呢？关于这些问题，（作《孔子传》选取六经的问题）各人观察不同，所取的问题，必各不同。一种人相信《系辞》、《文言》、《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和孔子没有关系，只有《论语》的大部分可信，其余一概抹杀，这是崔东壁的态度，未免太窄了些。还有一种人不管“牛溲马渤，败鼓之皮”，凡是相传是和孔子有关的书都相信，这自然太滥了，不应该。若是我作《孔子传》，认《易》的《彖》、《象》是孔子作的，《系辞》、《文言》是孔门后学作的；认《春秋》的《公羊传》有一部分是孔家所有，一部分是后儒所加；如何辨别，也无标准，只好凭忠实的主观武断；认《诗》、《书》是孔子教人的课本；认礼乐同孔子有密切的关系。孔子和六经的关系既已确定，就可分别择取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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