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这种著述，比较的起得很迟。最古的年谱，当推宋元丰七年吕大防做的《韩文年谱》、《杜诗年谱》。做年谱的动机，是读者觉得那些文、诗感触时事的地方太多，作者和社会的背景关系很切。不知时事，不明背景，冒昧去读诗文，是领会不到作者的精神的。为自己用功起见，所以做年谱来弥补这种遗憾。不过初次草创的年谱，组织自然不完密，篇幅也非常简单。拿现在的眼光去看，真是简陋的很。
但是自从吕大防那两部年谱出世以后，南宋学者做年谱的就渐渐加多了，到明、清两代简直“附庸蔚为大国”，在史学界占重要位置。起初不过是学者的专利品，后来各种人物都适用了。起初不过一卷二卷，后来却增至数十卷了。就中如《阿文成公年谱》有三十四卷，比较吕大防的作品相差就很远。做年谱的方法，经过许多学者的试验发明，也一天比一天精密。自从初发生到现在，进步的迅速不能不使我们惊异。
甲 年谱的种类
年谱的种类可从多方面去分：
（一）自传的或他传的
本人做自传，欧洲、美洲很多，中国比较的少。但中国也不过近代才不多，古代却不少。《太史公自序》便是司马迁的自传，《汉书·叙传》便是班固的自传，《论衡·自纪》、《史通·自叙》便是王充、刘知几的自传，《汉书·司马相如传》、《扬雄传》所采的本文，便是司马相如、扬雄的自传，这可见自传在中国古代已很发达了。
由自传到自传的年谱，势子自然很顺。但自传的年谱起得很晚，清康熙时孙奇逢恐怕是最早的一个。孙奇逢做得很简单，只有些大纲领。后来由他的弟子补注，才完成了一部书。同时稍后，黄宗羲也自做一部年谱，可惜毁了，不知内容怎样。
此外，冯辰做的《李恕谷年谱》前四卷，实际上等于李塨自己做的，也可归入自传年谱一类。我们知道李塨是一个躬行实践的人，对于自己的生活是毫不放松的。他平时把他的事迹思想记在他的《日谱》上面，用来做学问的功夫，和旁人的日记不同。这种《日谱》不但可以供后人仿效，不但很有趣味，而且可使后人知道作者思想的进步、事迹的变迁，毫无遗憾。所以冯辰编《李恕谷年谱》，单把李塨《日谱》删繁存要，便成功了。这年谱完全保存了《日谱》的真相，而且经过李塨的手定，简直是李塨自著似的（但第五卷是刘调赞续纂的，不是根据李塨的《日谱》，所以又当别论）。
为研究历史的方便起见，希望历史的伟大人物都能自做《日谱》，让后人替他做年谱时可省许多考证的工夫。然而这种希望何时达到呢？在这上，他传的年谱便越发需要了。
他传的年谱又可分同时人做的和异时人做的二种：
（1）同时人当然是和谱主有关系的人，或儿子或门人，或朋友亲故。这类人做的年谱，和自传的年谱价值相等，其中最有名的要推《王阳明年谱》，那是许多门人搜辑资料，由钱德洪编著的。他们把王守仁一生分作数段，一个人担任搜辑某年到某年的事迹，经过了许多人的努力，很长久的时间，后来有几个人死了，幸亏王畿、罗洪先帮助钱德洪才做成。这部年谱总算空前的佳著。但后来又经李贽的删改，添上了许多神话，便不能得王守仁的真相了。前者在《王文成公全书》内，后者在《四部丛刊》内，我们须分别看待。
此外，《刘蕺山年谱》最值得我们称赞，因为是蕺山的儿子刘汋（伯绳）做的。邵廷采（念鲁）谓可以离集别行，不看本集，单看年谱，已能知谱主身世和学问的大概。这类有价值的很多，如李塨的《颜习斋年谱》、李瀚章的《曾文正公年谱》。
（2）异时人做的年谱真多极了。他们著书的原因，大概因景仰先哲，想彻底了解其人的身世学问，所以在千百年后做这种工作。这里边最好的要算王懋竑的《朱子年谱》，和同时人做的有相等的价值。固然，有许多事情同时人能看见，而异时人不能看见。却也有许多事情，异时人可考辨得很清楚，而同时人反为茫昧的。所以一个人若有几部年谱，后出的常常胜过先出的。现在姑且不讲，留在下节讨论。
（二）创作的或改作的
同时人所做的年谱固然是创作，异时人所做的年谱，若是从前没有人做过，便也是创作。创作的年谱，经过了些时，常有人觉得不满意，重新改做一部，这便是改作的年谱。改作的大概比创作的好些，只有李贽的《王阳明年谱》是例外。但我们要知道改作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情，如果没有特别见地，自然可以不用改作，改作了，也不可埋没作者的艰苦。因为创作者已做好了大间架，改作者不过加以小部分的增订删改而已。无论什么历史，我们固然不能说只可有创作，不可有改作，但也不能因有了改作的以后，就把创作者的功劳没了去。
有些人不止一部年谱，甲改做了乙又改做。如《朱子年谱》有李方子、李默、洪去芜、王懋竑四种，《顾亭林年谱》有顾衍生、吴映奎、徐松、胡虔、张穆五种，《元遗山年谱》有翁方纲、凌廷堪、张穆三种，《陶渊明年谱》有吴仁杰、王质、丁晏和我做的四种，大概越发晚出，越发好些。
（三）附见的或独立的
我们如果想做一部某人的年谱，先须打定主意，到底是附在那人文集后面呢，还是离集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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