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唐王朝已占据了隋都城、陕西（关中）和山西（河东）的部分地区。但是，这依然是许许多多地方政权中的一个政权而已。它也不是唯一称帝的政权。在隋末唐初有两百多个叛乱组织互相打来打去，不过其中只有10支人马有可能建立稳固的政权和问鼎中原。其余叛乱者不过占据小城镇，俟机投靠可能的胜利者，只想至少捞取一些地方权势。许多地方仍然受制于隋朝的文武官吏，这些人或者是仍然忠于炀帝，或者只是想保持他们的地方势力。在另外一些地方，当地绅士阶层也起兵反对盗匪和内战，他们准备随时支持那些能给该地区带来和平稳定的人。唐高祖的任务是一方面尽量取得这些小叛乱者、隋朝官员和绅士领袖人物的支持，一方面就是摧毁他的主要对手们的力量。他达到第一个目的的办法是，他精明地又搞大赦，又搞封官许愿，又搞特赏；而为了达到后一个目的，他不断扩充自己的兵力，精心地予以部署。
总的说来，唐朝的绥靖工作实施得相当克制。那些率部带着领土投降的人以及许多在战场上被打败的人，都被给予特赦。甚至有些叛乱领袖已被处决，但其随从一般都给以宽大处理。战败的军队被吸收进唐军，而重要叛乱领袖的军队也往往在原来军官的带领下原建制地参加唐军。［1］ 这就无疑地使得叛乱领袖们甘愿转而效忠唐王朝。隋朝地方官吏大多除授原官，而某些地方性的盗匪或叛乱领袖的事实上的权力又常常因被任命为唐朝的刺史而被合法化了。［2］ 由此可见，唐高祖力图获致原来叛乱领袖的忠诚，同时又使地方行政一般地有延续性，使法律和秩序得以维系而不坠。
除了委以地方官职之外，唐朝皇帝还给效忠者以其他刺激。每次战斗结束之后他都很细心地犒赏他的军队。［3］ 他也对投降的叛乱分子大加赏赐，并且常常封以爵衔。他对某些重要的叛乱领袖甚至赐以李姓，由此给予这些人以很高的荣誉，使他们在朝班中位居前列。［4］ 尤其重要的是，一旦从前的敌手参加了唐朝的政府，唐高祖就明确地显示了他用人不疑的宽大胸怀。之所以有很大数量的人向唐王朝投降，其原因不仅在于唐王朝拥有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而且也在于唐高祖给自己树立了一个能宽容、豁达大度和值得信赖的统治者的形象：他只想宽恕别人和忘记一切，以求恢复中华帝国的和平。
公元617年后期紧接着夺取大兴城之后，唐王朝立即开始了征服中国其余部分的军事活动。战斗一直延续了十多年，但主要的抗拒力量已于公元624年初期制服。奉命外出讨伐叛乱的唐军称为行军。他们不是常备军，而是视情况需要而特设的军队。建立这种部队的办法是：在地方或地区两级的老百姓中征兵；另外也吸收打败了的敌军部队；后来还动员唐王朝的民兵部队。
唐王朝在长安建立政权的时候，国内的主要敌对势力有如下几股。在京畿西北，位于唐王朝根据地能够随时予以打击的距离以内的是甘肃叛乱者薛举［5］ （公元617—618年）的势力。在长安以北，位于鄂尔多斯边境上的是突厥的藩臣梁师都［6］ （公元617—628年）。在山西北部的为刘武周［7］ （公元617—622年），他被始毕可汗赠以可汗之封号并已自己称帝。高开道［8］ （公元617—620年和621—624年）控制今北京地区，自称为燕王。河北的中部和南部在窦建德［9］ （公元611—621年）手中，他于公元617年建国称为夏，自己称帝。魏公李密（公元617—618年）原追随杨玄感，已如上述，他控制了河北南部和洛阳以东的河南地带。洛阳本身则被隋军将领王世充［10］ 所占据，他是公元618年阴历五月后以一个隋朝傀儡皇帝的名义实行统治的。公元618年初炀帝被弑以后，扬州周围和淮河及长江流域的隋王朝残余部分被弑君者宇文化及［11］ 所控制，他也是以隋王朝的另一名傀儡皇帝的名义进行统治的。江苏和浙江沿海是李子通［12］ （公元615—621年）的地盘，南京地区长江流域则建立了杜伏威［13］ （公元613—621年）和辅公祏⑩（公元613—624年）政权。南方政权中最富强的政权是自称梁帝的萧铣［14］ （公元617—621年），他控制了整个长江中游和大部分南部中国。上述每一位领袖都采取了某种措施以稳固地控制一个相当大的地区，并且拥有相当数量的军队。
最初对唐王朝的军事挑战来自西北的叛乱者薛举，他从公元617年年中以来控制着大部分甘肃地区，并且自己称了皇帝。他曾经想自己夺取京师，但受到了这一年被突厥人支持的另一叛乱的牵制。当唐军夺取隋都的时候，他的军队已进抵渭水，并且占领了附近的扶风，此地原为早期爆发两次反隋叛乱的地方。公元618年初，李世民被派率军赶走了盘踞扶风的薛举军。他轻而易举地打败了由薛举之子薛仁果统率的军队，把他们往西赶到了甘肃边境，但李世民马上回师首都，没有乘胜追击。薛举于是计划与突厥军及另一叛乱分子梁师都（他的根据地在陕西北部鄂尔多斯沙漠的边境地带）结成联盟，准备向大兴城进发，但是唐高祖用贿赂突厥领袖莫贺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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