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的开国皇帝有时被形容成一个平庸之君和一个勉为其难的政务家，把他说成很喜欢畋猎游乐，而不屑做令人厌烦的日常行政工作的人。像他那个阶层的大多数人那样，唐高祖精于骑射，当然就喜欢狩猎，过着活动量大的生活。他也被他朝廷中清教徒式的儒家人物们批评，说他极尽声色之好。作为皇帝，他有时确以个人爱好和憎恶来任免官职；有一次，他因赏给他的宠幸一个官职而使朝廷群情哗然。［1］
后来的批评家们批评他对人偏私不公，批评他易听朝中的闲言碎语或者后宫的妇人之言。他确实爱发脾气，有时过于专断并急于下令施罚。例如公元619年，他怀疑他太原时期最早的支持者刘文静有谋反嫌疑，就立即将他处死。［2］
可是，他的这些性格特点不会使他的灼然可指和给人印象深刻的成就黯然失色，因为他重建了一个强大和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并且国运绵延几乎达三个世纪之久。唐王朝在高祖治下胜利地建成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制度：它们不仅成了唐代的标志，在许多方面继续深深地影响了直至20世纪的中国的文明，并且还为受中国深刻影响的东亚新兴诸国——日本、朝鲜和越南——提供了基本制度的样板。
中央政府和官僚体制的形成
唐高祖在战火纷飞的内战中要重建一个能行之有效的中央政府，必然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例如，在公元617年唐军攻克隋都的时候，纸张极为紧缺，官吏们只得利用以前隋朝和北周的文卷的反面来书写。［3］ 隋朝的国库和仓储本来几乎空无所有，后来由于唐高祖喜欢大赏他的支持者而弄得更加空虚。在最初，很难吸引适当的人选来政府供职，这一迹象表明，许多人怀疑唐军能撑持多久，所以宁可等到内战形势更明朗的时候。但是当唐王朝逐步扩大的领土统治权显示了它的军事力量，恢复了它的财政地位并渐渐获得民众信任的时候，这些困难就逐渐被克服了。
唐朝中央政府的基本结构承袭了隋代所用的三省制度。这个制度包括门下省和作为决策及顾问机构的内书省（后来改名中书省）以及作为主要执行机构的尚书省。隋朝覆灭以后，这三省的组织形式尚未达到后来那样精确分明的程度，它所属的各官署的职权常常是重床叠屋，或者未予严格划分。在高祖统治的初期，这个体制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麻烦，导致了行政混乱，高祖有时得亲自颁布诏令，而不是经过正常的官署渠道办理和发布。可是，三省制度逐步被合理化，在唐太宗中叶，每一省的职能都得到明确的分工：中书省知制诰；门下省有封驳之权；尚书省及其六部则负责施行。［4］
唐高祖时代的中央文官体制比起唐代后来的规模来说是很小的，它在最高层相对地说也是不拘礼仪的，这反映了皇帝本人及其所任命的官吏之间出身大致相仿。因为高祖在建立新朝代的过程中还感到把握不大，因此他任命的行政班子都是最信得过的人：他的密友；太原起事和攻占隋都中的他的老臣宿卫；他的亲朋故旧。高祖的12名宰相中，不少于8人都同隋室或唐室有姻亲关系。［5］ 高祖的很多最高层文武官员都是他的太原军事幕僚中的旧部。［6］ 事实上，唐高祖的中央高级官员不外乎由下列三种人组成：他们作为隋朝的官吏，有老经验；或者是北周、北齐或隋代官吏的子孙；或者是以前各朝代皇室的遗裔。因此，唐王朝的秉政对以前各朝各代的统治精英集团没有形成重大的挑战，更不能说它是一次社会革命。［7］
唐高祖的朝政被很少数高级顾问所把持，其中大多数人的出身与唐王朝创建者相同，并且在他的叛乱初期诸阶段和他有牵连。不庸置疑，他的朝臣中最有权势的人物是裴寂（公元569—628年）。［8］ 裴寂原为前朝一个刺史的儿子，幼孤，被其兄抚养长大。他在隋炀帝手下任过许多职务，最后做了晋阳宫副监，唐高祖便是在这里起事的。裴寂在唐王朝建立的最初阶段中提供了宝贵的帮助，他所得的酬劳也甚为可观。高祖登基以后，他被任命为右仆射，知政事；终高祖统治之世未尝去职。但他没有什么将才，在绥靖战争中经常吃大败仗。［9］ 但是，高祖厚待裴寂，视之为个人至交，经常给与各种赏赐，甚至在视朝时引与同坐。这种个人联系又因高祖之第六子纳裴寂之女而更加牢固。
朝中另一位大权势人物是萧瑀（公元575—648年）。［10］ 他是后梁明帝之子、隋炀帝皇后之弟，在隋代历任很多官职，隋炀帝当太子时授太子有千牛之职。隋朝末年，他任职于西北诸州镇，曾在此地抗击过甘肃叛乱者薛举。高祖攻取隋都以后，萧瑀纳土来降，被酬以殊勋。从公元618年至623年，他先是内书令，而后又与裴寂同为尚书省仆射。萧瑀是一个忠心耿耿的行政官员，对同僚持严厉批评态度，总是苛求于人，被许多朝臣所厌恶和惮服。但是，唐高祖很重视他，重用他，让他和裴寂一起制定了于公元624年颁布的行政法。
第三位大臣是命运不济的刘文静（公元568—619年），［11］ 他在高祖治下或许有同样显著的功业。他是太原起事的坚决支持者和定策人之一；在唐高祖第一次组织政府时，他任门下省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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