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等州治可各留一寺，而长安及洛阳各准许保留两个寺，每寺只留30名僧人。［53］ 这一震惊天下的诏书强迫多达二三十万名僧尼还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杀或被伤害。佛教寺庙的财产、经籍和圣物严重地被破坏。虽然最厉害的迫害大约终止于武宗去世和他的叔父宣宗继位以后的九个月，但佛教作为一个组织恰像它经历过一个最大的发展时期那样，受到了最大的摧残。在后世的中国历史中，佛教再也没有像那时那样向国家权力提出挑战，甚至与它相抗衡了。
对佛教之所以肆行迫害，其动机是很复杂的，而最重要的原因在经济方面。［54］ 大约在820年以后，中国严重的货币紧缺有所缓和，但是由于各方面更加直接地伸手向国库要钱，财政的拮据状况毫无改善：例如后宫的奢侈和宦官的建置开销越来越大，加上后来反对西北、反对回鹘和昭义的庞大军费也都需要钱。在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鼓励铜钱的铸造也没有取得根本性进展。可是与国家的财政状况相反，佛教寺院集团却日益富足。佛教的律在古代是禁止僧人从事经济活动的，但它在中国已有数百年被置若罔闻。他们所持的理由是，佛教社团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作为个人来说，它能从货物流通中受益。［55］ 寺庙数百年来积累的财富不仅限于光彩夺目的金、银、铜制的圣像和佛教祭祀用品，即便它们拥有这么多贵金属的贮存对于严重缺乏货币的经济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同时也直接违反了政府关于禁止窖藏宝物的规定。而且，较大的寺庙还拥有土地（通常称为“寺庄”），它们大部分实际上都免税。事业心强的住持便把这些土地组织起来以农、林产品牟利。［56］ 这一发展是与世俗社会富豪之家大庄园的形成齐头并进的，而且这两种庄园制往往互相纠结在一起，因为富裕施主在死前仍保留名义上施舍给寺院的土地的利益。甚至佛教建筑物的建造费用也常由政府捐助。或许最令人气愤的事实是，在“出家”并因而摆脱民政的控制之后，僧尼就再也不用付两税法规定的个人税项了。由此产生的国家税收的损失使几代文官为之烦恼，同时由政府监督制度的许多尝试也一概未生效力。9世纪40年代的没收、还俗办法和其他惩罚性措施得到许多官员的赞同，认为这是阻止佛教寺院在唐帝国的经济事务中变成强大堡垒的唯一办法。
迫害佛教的政治方面要更复杂一些。武宗显然是支持灭佛运动的主要力量；他是一位热诚的道教徒；他的个人信仰带有狂热性。［57］ 但是除了他有几个宠幸的道士以外，他似乎并没有想在朝臣中促成一个名副其实的道教压力集团，即一个从教义上来说敌视佛教的集团。反之，没有证据表明大多数官员不认为搞魔法的道教是一剂政治毒药——也许它是一种有趣的消遣，但不能贸然加入。对佛教的迫害也不大可能是由儒教意识形态的狂热分子所发起的。韩愈在819年发表的著名的诋佛言论代表了一种极端的意见，但有一点很重要，即也不要一成不变地认为他在倡导一个全面地毁弃释教而崇奉儒家的活动。反之，唐代后期的高级官员——包括李德裕和武宗的其他宰相在内——并未对佛教之侵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表现出像韩愈那样大的个人愤怒。自然，民众的过火的信教行为可能引起了上层人士的敌意，［58］ 但是，从检查唐代现存大量诗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佛教中比较严肃的哲学思想和礼仪深深地引起了许多统治阶层精英人物的注意。其次，如上所述，上层僧侣和掌握世俗权力的人的社交活动已变成司空见惯的事。把佛教讽刺为堕落的夷狄之教完全是为了应付论战需要的说法，而这一次不过是企图为9世纪40年代中叶的暴力行为巧为辩护之辞而已。
佛教史的历史作者都指责李德裕执行了这次迫害运动，他们很可能是对的，虽然他们对他的参与并无多少具体证据。［59］ 李德裕当然有很多充分的政治理由支持灭佛运动，因为首先它会给国家财政带来利益。它同时还使李德裕有机会精心提高国家的礼仪以支持他实际的政事活动，特别是加强对唐初几位伟大的皇帝和政治家的崇祀。比如，他建议用从佛寺中没收的钱在最近光复的昭义建昭武庙；另外，他还主张利用洛阳附近原来的佛教建筑以恢复安禄山之乱后被毁的重要的太庙神主。［60］ 另外，特别在迫害佛教运动的早期，它与李德裕想削弱宦官仇士良权力的努力有关，因为仇士良既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同时还任政府的功德使之职。最后一个原因的证据虽然不是直接的，但情况很可能是，李德裕在843年打败摩尼教的庇护者回鹘人以后对它进行的镇压为更广泛地打击佛教提供了现成的先例。
宣宗时代放松了对佛教的迫害，这几乎又让佛教徒全部恢复他们原有的组织力量。因此，新皇帝虽然赞成恢复佛教这一精神信仰，赞助进行佛事活动而又同时禁止杀牲，但他在847年颁布的准许重建庙宇和政府不得干涉的诏令，却在后来的实践中受到了限制。经宰相的迫切要求，政府在9世纪50年代之初采用了一个更慎重的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