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问题、乡村的动荡和民众叛乱
只是在884年以后，进入了完全没落时期的唐皇室，才最终放弃了控制全国的尝试。在此以前，它从未真正丧失对任何地区的主权，尽管在若干地区它的实际权力已经很少，甚至那些最顽固的独立地区仍照常采用唐朝的官衔称号，并经常觅取政府在形式上的任命。这样，唐王朝甚至在它已经不能实施政令的地区也继续存在。但是，在“叛乱”地区重建权威必须作出经常的和费用巨大的努力，在外来侵略面前保卫帝国的不可避免的需要，以及甚至在中央政府有效的统治已被严重削弱后仍然需要维持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的努力，这些都给王朝实际所能支配的财力带来了沉重的压力。这些压力导致了一系列恶性发展，使情况越来越复杂：从780年到820年，为了支持恢复王朝统一的战役，农民身受增税的负担；从820年到860年，出现了不断增加的骚动和地方性的盗匪活动；从860年到875年，受到广泛支持的戍军暴动发生了，他们认真地试图在长江下游建立一个独立的地区政权；从875年到884年，一场大规模的民众起义爆发了。起义者攻陷了唐朝的首都并占据它达两年多时间。王朝如今是真正毁灭了。从884年到907年，一批地区性的政权先后建立了起来，其中有一个地区政权给予了唐王朝以致命的打击。
考虑到这一系列的发展，造成唐王朝没落的大规模起义似乎是不可避免的；9世纪中期见多识广的官僚们已经发觉事态及其根源的严重性，并向皇帝表示了他们的忧虑。许多传统的中国学者，以及当代严肃的历史学家，都从将近一个世纪以前便已开始恶化的经济状况来探索晚唐民众起义的根源。
唐朝后期财政政策的背景
780年推行的两税法并没有减轻纳税农民的负担。此法将多种赋税负担固定为一年两次的标准课征，废除所有其他名目，放弃专卖税，原意是以此来稳定农民的经济地位。但在两税法实行后其他赋税仍未停止征收。更为严重的是，征收基本税的方法对农民极为不利，因为正式赋税是按货币计算的（尽管征收时不一定是货币），并且计算的标准很高，因为在780年发生过严重的通货膨胀。对于农民来说，不幸的是，8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严重通货紧缩继续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在其末期实际上以实物折付的税额是原来份额的三至四倍。没有免过税，也没有按商品重新调整税额。理由很简单，因为政府需要额外的收入来支持德宗（780—805年）和宪宗（805—820年）时期进行的范围广大而且花费巨大的国内战争。盐的专卖也几乎立刻被再次采用，成为中央政府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1］
此外，政府找到了另一种重要财源，即由地方官员以“进献”为名在固定的节庆之日向皇帝内藏库进贡。［2］ 这样的贡献在设立两税法以前不久曾被废除，但马上恢复，并成为更多的非法赋税义务的一个来源。这些“进献”成了政府收入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地方官员以此来博得皇帝的恩宠，例如有一个最献殷勤的官员每日向宫廷“进献”。像所有其他赋税的来源那样，“进献”最终也是从备受压迫的农民身上榨取的。
以上这些税项和其他临时的开征，再加上普遍的增税，为宪宗重建中央集权的成功的政策提供了资金。但是他的努力却使政府的财政空虚，他的继承者发现政府必须采取一系列经济紧缩措施，包括大量精简由政府维持的军队。
社会不安和反抗的增长
虽然宪宗的继承者们没有像他统治时那样要支出大量军费，但是，不仅对盐，而且对茶、麺和酒的专卖收入继续增加。［3］ 为了逃避赋税而抛弃自己土地的农民不断增多，他们成为乡村地主日益增大的庄园的佃户；这种被庇护的佃户不为政府赋税所扰，从而给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和财政问题。然而，政府并没有减少地方的赋额，反而干脆采取一种“摊派”或“均摊”政策，即让每个逃亡农民的赋税负担分派在他的同村人身上，这样一种露骨的连坐办法使已经恶化了的事情更加不可收拾。
9世纪的40年代和50年代相对来说是稳定的和平静的。但是有种种迹象表明，政府已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845年武宗灭佛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解决这些紧迫的财政问题。在宣宗统治时期（847—860年），政府每年平均收入（包括两税和盐、茶、酒专卖在内）为9 220 000缗。但这比通常和平时期岁出尚差整整3000 000缗，因此，就必须预征以后年份的赋税来弥补亏空。［4］ 专卖税继续全面推行，但是弊端和有组织的逃税造成了政府实际收入的下降。
在9世纪前半期，最沉重的租税负担落在富饶而且经济上进步的长江下游地区。结果是极为悲惨的，因为那个如此富饶和安全的地区被压榨到了不堪忍受的程度。这个事态的发展对于唐王朝来说是最严重的。长江下游流域一般是不受外来敌人威胁的“安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特别重要的是这一地区效忠王朝，享受几乎连续不断的长时期和平。在安禄山之乱以后，由于失去了对丰饶的华北平原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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