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权转交给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崔安潜是一位前宰相之弟，和郑畋一样都是社会和政治的精英人物。876年阴历八月当盗匪经过他的境界时，崔安潜发动了强有力的攻击，从而表现了自己的军事才能。但是其他宰相不愿将最高指挥权交给一个文官。与著名的将军高骈有密切联系的卢携激烈反对该项任命，紧张的摩擦在两位宰臣之间出现了。崔安潜的任命始终未能实现，因为宋威直率地拒绝把职务拱手让人，而任何将他免职的企图几乎肯定会驱使他公开叛乱。
在876年冬天，唐王朝的前景看起来确实是暗淡的。北方的大部分地区继续为不断增加的盗匪团伙所蹂躏，它们只遇到不起作用的抵抗。官军的统帅宋威不愿追击盗匪军队，而似乎更关心建立他自己在地方上的势力，甚至不惜为一个由成功的盗匪首领所建立的新王朝效劳。由于盗匪团伙滋扰，国内局势十分危急，但使事态变得更坏的是，为保卫边境而派往岭南的北方军队又发生了一次兵变——这与几年前曾促使庞勋叛乱的局势一样。浙西还有王郢为首的一个较大叛乱（见下文），那里在859至860年时曾发生裘甫之乱。
正当形势看上去最黑暗的时候，政府交上了没有料到的好运，暂时减轻了压力。876年阴历十二月，盗匪攻击长江中游的蕲州。这时宰相王铎的堂弟王镣仍是盗匪的俘虏，他代表王仙芝写了一封信给蕲州的刺史裴偓。王铎是裴偓应进士考试时的试官，这使两人之间建立了一种牢固的关系。裴偓同意给王铎写信，恳求为王仙芝提供一官半职。令人惊讶的是，当宰相们被召集起来讨论这件事时，有些人居然认为，王仙芝仅仅是“小贼”，很容易压服，他的威胁要比庞勋小，而庞勋的叛乱在一年之内就被镇压了下去。确实，盗匪集团中还没有人达到像庞勋那样的组织水平和取得那样广泛的支持。但是宰相们应该意识到，此时的盗匪机动灵活，领导有方，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分布的范围比庞勋时代广泛得多。由于内部意见不同而造成的分裂，使他们完全看不到王朝生存所受的威胁是何等严重。然而我们可以设想，王铎不懈的说情既是出于对于他堂弟安全的关心，也是考虑到公共的危险，他最后成功了，王仙芝被任命为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
无论王铎或政府都没有料到这样做对于事情的解决是不够的。另一位盗匪首领黄巢对于政府没有同样授予官职而大发雷霆，他殴打并用剑刺伤王仙芝。其他盗匪头目惧怕首领做官以后他们自己可能的后果，便威胁要将王仙芝杀死。王仙芝终于被迫拒绝朝廷的任命，让他手下的人洗劫蕲州，作为安抚。蕲州城被夷为平地，许多居民被杀死。裴偓逃往鄂州，这是最邻近的驻有大量政府军的州城；朝廷派去授予王仙芝官职的特使匆忙逃回京师；倒霉的王镣仍在盗匪手中。［29］
王仙芝未接受官职的最重要后果是盗匪集团的主力分裂成了两大股。留下3000人和王仙芝、尚君长在一起，继续在长江中游劫掠，另外2000余人跟随黄巢回到山东。这种分裂的意义不应过于强调，因为据说黄巢只是带走了他自己原来的追随者，盗匪首领们仍有可能重新联合以实现大规模的袭击，而明年发生的事情确实也是如此。但是对王朝的直接威胁暂时得以避免。
877年，即僖宗即位的第四年，叛乱活动遍及全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只有很少地区幸免于难。王仙芝和黄巢仍是令人畏惧的。他们现在能够攻击任何地区而不受惩罚，甚至能够袭击地方官军戍守的镇所在地。877年阴历二月，王仙芝攻打鄂岳镇所在地鄂州。同时黄巢攻陷郓州（他起家之地天平镇的所在地），杀死了该镇节度使。然后他向东移动，攻打沂州；该城在一年多以前曾遭袭击，那时政府令宋威为统帅发动了一场全面的惩罚性讨伐，但是在今天却没有为保卫该城采取认真的措施。
877年阴历四月，朝廷降诏概括地叙述了它企图用以处理各地大规模动乱的政策。［30］ 诏旨首先表示了对问题严重性的关切，然后满怀信心地断言所有盗匪将肯定地被迅速镇压下去。由于诏旨继续为投降的盗匪提出了有利的条件和官职，这种对必然胜利的自信心在当时就有所降低。诏旨中指出了当时的骚乱是何等的普遍：“江西、淮南、宋、亳（宋威的讨伐军守卫的州！）、曹、颍，或攻劫郡县，抗拒官军；或窘厄商徒，俘掠进奉。出彼入此，鸟逝风驱”。诏旨反复地强调，对于犯罪分子来说，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表达了皇帝对臣民慈父般的关怀：“恨不均其衣食，各致丰肥”。然而对于那些继续进行破坏的人，皇帝发誓“用兵无悔”。
这道诏旨主要的真正对象是“王仙芝及诸道草贼头首等”。政府提出宽宏大量的投诚条件。首领们将破格授予官职、爵位和赏赐。当然，这仅仅是指形式上的官阶和有名无实的官职，近一个世纪来朝廷即以此等职衔授予不能直接任命的藩镇官员，用以维持名义上的联系。投降的盗匪首领将“于大藩镇内，量材与职额衣粮”。一般匪徒将遣回田园安置。
诏旨的后一部分指示地方官员应如何处理拒绝投降的盗匪团伙。他们应选择勇猛的将领和军从，采用灵活的战术去对付敌人。能够俘获一个盗匪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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