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年前用古文所译的匈加利小说《黄蔷薇》于去冬出板了。因为是用古文译的，有些民歌都被译成五言古诗了，第二页上一个牧牛儿所唱的一首译如下文：
不以酒家垆，近在咫尺间，
金尊与玉碗，此中多乐欢，
不以是因缘，
胡尔长流连，不早相归还？
译语固然原也欠亨，但刊本第二行下句排成了“此中多乐歌”，更是不行了。印书有错字本已不好，不过错得不通却还无妨，至多无非令人不懂罢了，倘若错得有意思可讲，那更是要不得。日前读靳德峻君的《人间词话笺证》（北京文化学社出板，书中未注明原著者姓名，大约因为大家都已知道是王静安之作的缘故罢？）至第十二页，注中引陶渊明《饮酒》诗，末二句云：
但恨多谬语，君当恕罪人。
这也错得太有意思了。所以我尝是这样想，一本书的价值，排印，校对，纸张装订，要各占二成，书的本身至多才是十分之四，倘若校刊不佳，无论什么好书便都已损失了六分光了。
《北新》半月刊二卷四号上有天庐君的一篇《性的搏斗史之一页》，第四十六页上云，
“日本女子操文另有一种特殊风格及成语的。据Crawley氏说，日本字母片假名（Katakana）专为男子用的，平假名（Hiragana）则为女子所专用。”（案原文片假名平假名互易，与所注罗马字不符，今姑据注文代为对调。）
这所说似乎与事实不合。日本古时虽有过“男文字”的名称，乃是指汉字，盖隋唐以来日本采用中国文化，最初用汉字撰文，及假名后起，士大夫似仍不屑写，以为只宜于妇女子之用，有如朝鲜之“谚文”。但此种情形不久便见变更，平安朝诗人纪贯之用假名文著《土佐日记》，为日本文学佳作之一，英人亚斯敦（W. G. Aston）在所著《日本文学史》六十八页上曾这样说：
“贯之在日记卷首告诉读者，云日记平常多系男子所作，今仍试写女子之日记，这就是说，此书用假名和文，非用汉文所写也。”
本来说得也还明白，但西洋人或者因了这些记录便传讹出去了。Crawley大约是那有名的《神秘的蔷薇》（）的著者，不过关于东方事情未免也有点弄不清楚，往往把它们看得太是《一千一夜》式的，有如雾里看花，虽美而总不很真也。
日本女子，特别是年青女子的说话，却确实有一种特殊风格。语助辞与读音的变化为其主要分子，如自称普通用Watakushi或Watashi则变为Atashi以至Atai，即是显著的一例，但此种区别乃是自然的，仿佛含有些蛊惑之力，这实在可以说性的牵引而非性的搏斗的事了。
北京近日又过戊辰新年，官厅发行通行历纪念历，人民则大放其爆竹，——诚然，今年比较的少了，因为民穷财尽了，但总之仍不愧称为大放。语云，惊弓之鸟，漏网之鱼，言其受过危险，有所儆戒也，而我国民乃不然。自民国六年张勋复辟，在大城内施放枪炮以来，北京四周不知有过几次战仗，皖直奉直，名称已难悉记，大炮，机关枪，飞机炸弹，声响岂遂尽忘，而市民事过情迁，无所儆戒，亦无记忆，时节既届，冲动复发，则仍燃放其种种爆仗，噫，他们盖超出鱼鸟之外了。借问为何而放爆仗？则求升官发财也。问放者为谁？则士商农工，即所谓第三第四阶级，中国之四民全体是也。
中国人总喜欢看样，我们于是有第三第四阶级的名称了，但事实上中国有“有产”与“无产”这两类，而其思想感情实无差别，有产者在升官发财中而希望更升更发者也，无产者希望将来升官发财者也，故生活上有两阶级，思想上只一阶级，即为升官发财之思想。有产者可以穷而降于舆台，无产者可以达而升为王侯，而思想不发生一点变动，穷时承认该被打屁股者即达时该打人屁股，反正不同而是非则一也。朱元璋以乞食僧升为皇帝，为暴君之一，此虽古事，可以例今。故中国民族实是统一的，生活不平等而思想则平等，即统一于“第三阶级”之升官发财的浑账思想。不打破这个障害，只生吞活剥地号叫“第四阶级”，即使是真心地运动，结果民众政治还就是资产阶级专政，革命文学亦无异于无聊文士的应制，更不必说投机家的运动了。现代的社会运动当然是有科学根基的，但许多运动家还是浪漫派，往往把民众等字太理想化了，凭了民众之名发挥他的气焰，与凭了神的名没有多大不同，或者这在有点宗教性质的事业上也是不可免的罢？
《随感录》八八上我说及上海滩人称剪发女子为女革命，加注曰，“这本是说在联帅治下的时代，现在是怎样，鄙人远在京兆不能知道。”近日读《贡献》第七期，见有九芝先生的一篇小文，题曰“女革命的跳戏”，其前三节如下：
“电车靠站的时候，听见卖报的声音了：
‘哦！看女革命的跳戏！’卖报者手上提着《图画时报》，这样的喊着。
‘女革命的跳戏’！这是个新鲜名目。但我早上是看了《图画时报》出来的，转折一想，便了悟了：女革命者，女学生也；跳戏者，跳舞也。”
这期《贡献》是十七年二月五日出版，那么可以补足我的小注，证明“此刻现在”还在叫女革命，只是范围似乎更广，由剪发女子而转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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