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路断，）不能替山东省政府答辩，但我相信这些宣传都是谎话，因为（1）日本人的宣传无不与事实绝对相反，不可凭信，（2）山东省政府也没有厉行这些改革的魄力。平心说来，中国有些旧道德的确应该否认，丁祭应该禁止，孔庙应该改为各县的图书馆，除设备普通书籍外，宜特别注意收藏本地文献，如地志文集之类，可是这种改革不是拘谨的人所办得来的。即如简又文君所说，冯玉祥与国民军确是极好，我还觉得有很不满意的一点，便是旧礼教的色彩太重。在现今反动空气之中，凶恶的帝国主义（天津市党部粘贴“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日本领事即提出严重的抗议，承认帝国主义即是日本，这里所说却是泛指各国，虽然当然包括日本在内）的监视之下，这样办法或者多少有些利益，不过到底得不偿失，也不是国民革命的顺路。就现在的状态说，所谓“冯系”的人，决做不出否认旧道德毁坏孔孟庙这样过激的事来，虽然反对废止祭孔等事，倒是可能的，而且已证实了。
日本人专替中国来拥护礼教，维持道德，特别着眼于圣贤和男女之道，加以恶辣的指导或攻击，这是我们中国人所极应感谢的。他们知道从来的圣贤和男女之道的因革与资产阶级的利害有深切的关系，关于这些因革的宣传（造谣）最足以引起东西资产阶级的注意而发生本能的憎恶与反噬，在宣传的策略上他们确有深刻的了解，但如学究地从事实上立论，则日本人最不配对中国来谈什么道德。第一，日本对中国就最不讲道德。帝国主义的字典上本没有道德这一个字，或者不能怪他，但他也就决没有对人家来谈道德的资格。第二，中国的文化以及一切道德都是自己的，并不是借来的。自己的东西要的时候就要，不要时也就可以丢开，不必问别人的意见。中国旧道德的应因应革我们全有自主之权，日本毋庸容喙。况且日本是君主国，与中国国体绝对不同，在君主国以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往往是民主国的邪说，所以日本决不能以自己的标准来批评中国的道德问题。但是，这本来已经说过，是学究的迂拘的说法，日本的宣传原只是战略，丝毫不能以人类的理性与公义相衡，它的用意单在于造谣贾祸，所以我们的对付方法也只有揭穿他们的阴谋，根本地加以破坏，使大家知道凡日本人的宣传全不足信，此外对于他们一切理知的辩论说明我承认都是无用的废话。
（十七年七月十日，于北平。）
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他能揭去我们眼上的鳞，虽然也使我们希望千百年后的将来会有进步，但同时将千百年前的黑影投在现在上面，使人对于死鬼之力不住地感到威吓。我读了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民族和我自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与希望。“僵尸，僵尸！”我完全同感于阿尔文夫人的话。世上如没有还魂夺舍的事，我想投胎总是真的，假如有人要演崇弘时代的戏，不必请戏子去扮，许多脚色都可以从社会里去请来，叫他们自己演。我恐怕也是明末什么社里的一个人，不过有这一点，自己知道有鬼附在身上，自己谨慎了，像癞病患者一样摇着铃铛叫人避开，比起那吃人不餍的老同类来或者是较好一点了吧。
东方是奉行老人政治的。日本的田中义一老得像一只狒狒了，清浦奎吾还曾经死过复活。清朝的张文襄公干瘪如猴，庆亲王的照相则俨然枯髅上戴着一顶红缨帽。我看了很是歆羡，只是怕自己活不到那样久，不到像木乃伊的样子便已身先朝露了。近来，这似已改良不少，五六十岁就大有柄政的希望。只要少无病而呻，不冲上前去，免于二次三次的清党之难，再活二十年是不很难的。到那时，那是我们的天下了。到那时，放屁放屁，真真岂有此理，要怎么说就怎么说，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岂不懿欤！
承在上海的一位“吾家”寄给我一张十月二十四日的《新闻报》，“快活林”上有一篇独鹤编辑的“谈话”，题曰“欧洲之整顿风化”。其末一节云：“可是如今欧洲反整顿起风化来了。而且整顿得非常之严。几乎和我国老先生口中所讲的话差不多。那么欧化这两个字的招牌，岂不从此要打碎了。”
中国人对于“洋囗子”的态度我觉得有两种。其一凡洋必好，例如某甲说过，“因为外国人吃鸡蛋，所以兄弟吃鸡蛋。”所谓欧化式的洋跳舞家，洋话家，高跟鞋家都是这一派的。其二凡洋必坏，——但是有一例外，如该洋人知道颂扬至圣孔子，整顿风化，（自然并能赏识蓄婢纳妾的良风，小脚辫发的美俗，）与我国老先生差不多，那么这就很好，并且还应表彰，使迷途的青年知道西洋也有圣人而改悔自首。这一派的好意我是也很了解的，只可惜他们的根据不大稳固罢了。
西洋也有圣人，这句话（或这件事）即证明了它的反面：西洋也有臭虫。人总还是人，有智有愚，有善有恶，不问东西，无分南北。西洋的明白人比较多几个，所以觉得他们可佩服了，但那里也有官，有富翁，有军官，有道学家，有愚蠢昏愦的老小男女，所以他们也有些言行和我国老先生差不多，这原是极自然的事。争自由，求平等，一欧化也，杀人放火，亦一欧化也；解放的恋爱，一欧化也，禁止接吻，官准卖淫，亦一欧化也：欧化虽同而是非迥异，凡精神健全者一见能别，无待费词。如因欧洲整顿风化而以为中国所以也应整顿，则英日在上海广州济南等处的残杀也尽可用作中国任何方面的杀人放火的辩解矣。
我们不要忘记，欧洲也还是在资本主义而且又正在反动的时代。干脆地说，看他们被压迫者怎样反抗，即是我国青年最好的师范，在反动派怎样压迫青年上我国老先生们也发现了忠实的同志了。
十一月六日《读卖新闻》上登载东京万里阁书房的广告，有一册“酒井胜军谨著”的《神州天子国》，很引了我的注意。今将此节广告文译录于下，其文曰：
“阐明皇统连绵二千五百八十有余年万世一系我大日本帝国皇基之源，高唱天孙民族之世界的君临之实现决不在远的未来，本书之出现将震撼全世界欤。此超越哲学宗教科学的未曾有之卓见，深奥之研究，为四十年间前后数十回出入死地之著者之献身的毕生之著述也。际旷古之御大典，八千万同胞必读之国民读本，即此是也。
皇大神宫熊谷宫司，雾岛神宫能势宫司，山口宫中顾问官，佐藤大教正，头山满翁，题字。本文五六二页。定价二圆五十钱。”
同八日报上“批评与介绍”栏内亦有记录，文曰，“此著者说我国建国之由来，以驳现代政治之腐败，叹信仰思想之紊乱，最后痛击德谟克拉西思想之横行，力说皇基之振起之国体编也。”
照这上面的文章看来已可知道这是怎样的一册宝贝书，我虽不看他的全文，也可以学某小说里的一句话作批语：这个人如不被送到疯人院里去，将来或者要做一任文部大臣哩！不过我所奇怪的是，这是先天的，还是后天养成的呢？若是后者，那么这又是怎样养法？能够人为地养成这种奇人的教育家倒真值得褒奖，旌表，与活到一百岁及青年守寡等同样的不容易。但是，他人瓦上霜且莫管罢，现在来试问我国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自然，“神州天子国”的书是不做了，发差不多的奇论的同志或同胞也未必没有罢？归根结底，这种超越哲学宗教科学的卓见恐怕是东亚的共产，而且日本也是从我们老牌神州输入的还说不定呢！懿欤休哉，此所以为东方文明也欤。
十一月二十七日《世界日报》上法庭旁听记的题目是“杨家庄捉奸杀双案”，下注“原夫把奸夫淫妇一对人头——装在口袋里去投案”。宛平县的农人曹殿元因妻曹刘氏与张宽通奸，把这两个都杀死了，这并不算什么奇事，但记事中有一节话却很有意思。“曹被众人这样一耻笑，就打算要杀张宽。但是杀人是要抵命的，所以几次动了杀念，又吓回去了。后来曹在无意之中听见人说， 上写的有条文，说 ，要把男女两颗人头同时砍下来，那是不要抵命的。曹本是一个无智识的人，听见这话，他也不知道前清法律现在是不适用的，所以听见有几个人这样一说，他就下了杀人决心了。”结果是在今年“古历九月初十日”他遂犯了上边所说的捉奸杀双案，在北平地方法院审理中。
这件事自然就令人联想到十一月二十五日《京报》上登载的“某军搁验拘辱法官案”上去。据检察官连寿庚在北平法官全体会议席上报告，“本法院于本月十八日夜十一时准公安局北郊区署电称，第三分署界内大有庄十字街上有曾姓妇被现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十五军第二师参谋曾贤岑用枪击伤下身二处，旋即抬回十字街头九号（即曾贤岑之家），因伤重身死，请速检验等语。十九日上午九时十一时间又接该区署电称，该曾姓妇即系曾贤岑之妻，因平日 ，致被曾贤岑用枪击死。现该尸业经第二师长张显曾迫令抬往大有庄马圈东空地内掩埋。”结果是“检验之际突有兵弁数十人蜂拥而至，均各持手枪，驱逐在场警察，并以手枪迎面威吓寿庚及书记官署长署员等，迫令离开尸场，声势极为凶暴。其时环观民众数百人均纷纷逃散，秩序大乱。寿庚睹此情形，当即离开数步，该兵弁等仍持手枪追随，迫令同赴该师团部，至团部时该兵弁等犹声呼殴打，幸未下手”。
关于所谓摧残法权问题我们不想讨论，因为一则对于法政完全是外行，二则虽然“拘辱”，到底比张宗昌之枪毙高等厅长要好得多了：究竟是国民革命军，又有当局在平坐镇，距大有庄不过二三里路，不见得会闹得怎么厉害的。我所觉得特别有意义者是，上边所记的两个案件都是杀奸。宛平县农人曹殿元因其妻曹刘氏与人通奸，遂实行捉奸捉双，根据了“大清法律”。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第十五军第二师参谋曾贤岑因其妻曾李氏“不安于室”，用手枪把她打死在十字街头，根据了——军法？
中华民国的法律是不承认杀奸的。农人是“无智识”的，军官是有枪的，都不承认中华民国的法律。说他们是无法律那也是太冤，不过他们承认更古的法律罢了：许可杀双的大清法律比中华民国古，许可杀单的自然比大清更古了。表面是中华民国，也有了民国的法律了，然而上上下下都还是大清朝或以前的头脑，确信“女子是所有物，犯奸该死”，只看这两件杀奸案可以为证。中国现在到底不知道还是什么时代，至少总还不像民国，连人权都没有，何论女权？——我看那班兴高采烈的革命女同志，真不禁替她们冤枉！（你们高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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