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格雷一动不动地站着，没有任何要抗辩的表示，没有流露出一点儿不耐烦。他面色隂沉，脸拉得长长的，谦卑地把科梅利奥的话听完。当预审官先生激昂愤慨、声色俱厉达到高峯的时刻，梅格雷的喉结突然颤动过一阵，也许这就是他唯一的动作了。
瘦弱的预审宫已经激愤得不能自制，神经质地在办公室里走过来走过去，讲话嗓门这样高，可能在楼道里等候的人，都断断续续地听到了。有时候，他抓起一件东西，在手里攥一会儿，然后又砰然一声掼回到办公桌上。法院书记也被闹得局促不安，把视线转向别处，而高出预审宫一头的梅格雷却站在那里，听着他的申斥。最后，预审官又责备梅格雷一阵，往对方脸上瞟了一眼，把头转向一旁。因为毕竟梅格雷是一位四十五岁的人了，二十年来，他经办的各样案件千奇百怪，都是最棘手的。再说，他终究是个人材呀！
“可是到底怎么样，您倒说话呀！”
“我刚才已经向我的上司们宣布，十天以后如果不能把凶犯交给他们，我就呈上我的辞职书。”
“换句话说，就是把约瑟夫·厄尔丹捉拿归案啰！”预审官按自己的理解补充道。
“我只是说把凶犯交给他们！”梅格雷简单地重复一句。
预审官暴跳如雷地说：
“好啊！你仍然认为……”
梅格雷一句话也不再多说。科梅利奥把手指捏得咋咋作响，急促地说道：
“咱们就说到这儿，你可把我气坏了……有了消息，就给我打电话吧！”
探长向他告了别，沿着熟悉的楼道走去。但是他没有下楼上大街去，而是走向法院顶楼的房间。他推开实验室的门。其中的一个专家跟他打了个照面，看见他的脸色，不由得一惊，一边握手一边问道：
“身体不好吗？”
“很好，谢谢！”
梅格雷的眼睛哪儿也不看，只看着自己身上厚厚的黑外套，双手揷在口袋里，象一个远游归来的人，以新的眼光来看他的故里似的。他手里翻弄着几张前一天拍下来的一所被劫住宅的现场照片，同时看着他的一个同事约翰写的几个纸条。
在房间的角落里，有一个身材细高秃顶的年轻人，带着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用惊奇、激动的目光盯着探长。他的桌子上有各种尺寸的放大镜、刮刀、镊子、装墨水和装试剂的瓶子，还有一个滤光玻璃板，一盏高瓦数的电灯照在上面。这个年轻人就是研究纸张、墨水和笔迹的专家莫尔。他知道梅格雷到这儿来是找他的，然而探长此刻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好象毫无目的地在那里踱来踱去。
最后，梅格雷从口袋里掏出烟斗，点燃，嗓音有点变调地说道：
“好吧！开始工作！”
莫尔晓得探长是从哪儿来，他内情尽知，但是却装作毫不理会的样子。
梅格雷脱去外套，打个哈欠，让脸上的肌肉活动活动，定定神，然后拎过一把椅子，拉到年轻人旁边，骑在上面满有感情地说：
“弄得怎么样了，莫尔，我的小伙子？”
探长终于愁云消散，释去了肩上的重负。
“说说情况吧！”
“我花了一整夜的时间研究那纸头，遗憾的是它辗转经过了很多人的手，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在上面去找指纹了。”
“我也没指望找到指纹。”
“今天一大早，我就到库波尔咖啡店去了，检查了所有的墨水瓶。您知道那儿房间的布局吧？隔成了好几间大厅，迎面是啤酒厂，到开饭的时候，一部分就成了食堂，再就是二层大厅，还有沿街的露天座，最后，在左手，有一个美式小酒吧间，那里是老主顾经常聚会的地方……”
“这我都知道。”梅格雷说。
“这封信就是用那间小酒吧的墨水写的。写字的人用的是左手，但他又不是左撇子，而是一个熟悉左手书法，字迹又很象左撇子的人。”
寄给《哨音报》的那封信，还放在莫尔前面的滤光玻璃板上。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寄信人是个知识分子，我担保他掌握了好几种语言，说得流和，写得也好。现在我想搞点儿字相学，但是这可就要脱离精密的科学了。”
“说下去吧！”梅格雷催促他。
“好！或者我是大错特错，或者，在我们面前，是个极特殊的人物；他的智力远远高出常人，然而却又是最混乱的一个人。这是一个毅力和懦弱、冷静和[jī]情的混合体。字是男人的笔迹，但是我也记下了一些笔划有明显的女性特征……”
莫尔谈到自己所熟悉的领域，兴奋得脸色微红。梅格雷情不自禁地微笑了一下，使这位年轻人有点局促不安起来。
“我知道，这一切都还不清楚，要是一个检察官，他是不会把我的话听到底的。可是，探长您瞧，我敢和您打赌，写信的这个男人得了重病，而且他自己也知道。如果他用右手写那封信的话，我会向您提供更多的情况……噢，我还忘了一个细节，信纸上有几个脏点，可能是印刷时弄上去的，然而不管怎么样，其中有一个是一滴加奶咖啡。纸的上端已经裁掉，用的不是一把刀，而是象匙子一类的圆东西我开的。
“换句话说，信是昨天早上在库波尔店里的小酒吧间写的，出自一个喝着加奶咖啡的顾客之手，这个人可以流利地说好几种语言。”
梅格雷站起来，和莫尔握了一下手，低声说道：
“谢谢你，小伙子。请把那封信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