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提出的问题，除了已见上文的之外，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的注意。一个是反对专用刑罚的问题，贾谊也曾提出这个问题，但董生加上宗教的色彩，使这个问题成为儒教的一部分。他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欤？（《对策》一）同这问题相连的，是教化的问题：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对策》一）教化问题的一部分是太学问题：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无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同教育制度有关的，是选士任官的问题：今之郡守县令，……既无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赀，未必贤也。（汉初选郎吏多出于“任子”及“算赀”二途。如袁盎因兄哙任为郎中，如霍去病任异母弟霍光为郎，这是任子。如张释之以赀为骑郎，如司马相如以赀为郎，这是算赀。景帝后二年诏曰：“今赀算十以上，乃得宦。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宦，无赀又不得宦。朕甚愍之。赀算四得官。”十算为十万，四算为四万。汉时每万钱算百二十七文，是为一算，故称赀算。赀算不是捐官，只是要一个身家殷实的资格，方许做官——其理由有二。应劭曰：“古者疾吏之贪，衣食足，知荣辱，限赀十算，乃得为吏。”一也。姚鼐曰：“汉初郎须有衣马之饰，乃得侍上，故以赀算。张释之云，久宦灭仲之产，卫青令舍人具鞍马绛衣玉具剑，是也。”二也。《张释之传》注引《汉仪注》说“赀五百万得为常侍郎”。汉之郎吏最多，有时多至千人。）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殽，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对策》二）他还有一个提议，影响中国教育和学术思想最大的，就是定儒学为一尊的政策：《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六艺即六经），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对策》三）这个建议的文字和精神都同李斯的焚书议是很相像的。他们的主旨都是要“别黑白而定一尊”，都是要统一学术思想。所不同的，只是李斯自信他的制度远胜古人，故禁止学者“以古非今”，故要用现时的新制来统一学术思想；而董仲舒却不满意于汉家制度，故他实行“以古非今”，而要尊崇儒家的学说来统一现时的学术思想。
董仲舒的许多主张，有一些后来竟成为汉朝的制度。他的限田法，哀帝时师丹、孔光等人当权，想要实行，因贵族外戚反对而止。他的选举任官计画，本和汉文帝以来的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及举“贤良文学”的制度无甚冲突，故更容易实行。武帝元封五年（前一六）诏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域者”，这更近于董仲舒的主张了。他的太学计画，也在武帝时实行。元朔四年（前一二一）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予是给与）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汉书》六）那时的丞相是公孙弘，他和太常孔臧，博士平等议奏道：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复是免徭役）。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所属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计是上计吏）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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