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滥举博士弟子者有罚。《汉书·功臣表》，山阳侯张当居坐为太常择博士弟子不以实，完为城旦。）（此奏见《史记》一二一，又《汉书》八八。）这是太学的最初制度。太学本是贾谊、董仲舒等人的理想，于古无所根据。故公孙弘等说古者不备其礼，只好“依旧官而兴焉”。旧时博士本有弟子，如贾山之祖父贾袪便是魏王时的博士弟子（《汉书》五一）；如秦时有博士诸生，似即是博士弟子。汉初博士也可以收弟子，故景帝末年，蜀郡守文翁选送小吏张叔等十余人到京师受业于博士（《汉书》八九）。公孙弘因此便想到利用这个旧制度，即把博士弟子作为有定额的太学生。他们定的制度暂定博士弟子为五十人，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国立大学，卒业年限只定一年！后来昭帝时，增名额为百人，宣帝时由二百人增至一千人，成帝末增至三千人。东汉晚期，太学诸生多至三万余人。（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有《汉魏博士考》，最可参考。）贾谊、董生的梦想居然实现了。
公孙弘等的奏议里，还附带提出一个选士任官的制度，也可以说是实行贾、董诸人的主张。董仲舒曾说：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无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公孙弘等奏道：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这是说，当时的郡国小吏已不懂得古文的诏书律令了。所以他们提议一个补救的办法：治礼（官名，《汉书·王莽传》有大行治礼，《平当传》有大行治礼丞），次治掌故（官名），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这两种官，升迁都缓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之〕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之〕卒吏：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以上是说用治礼去做卒史。）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掌故秩百石，见《史记·晁错传》注引应劭、服虔说。治礼官有“秩比二百石以上”者，其秩高于掌故，故云“次治掌故”。而掌故补卒史也在尽先补用治礼之后。此奏《史记》与《汉书》两本文字稍不同，句读不易定，向来学者颇多异说。参看王先谦《汉书补注》八十八。我现用《史记》原文，定其句读，略加注释，似胜旧说。）这是替书生谋出路，开后世用经学文学取士的制度的先声。萧何定律令，只考取能认字写字的抄胥之才；公孙弘的制度便进了一步，要“能通一艺（一经）以上”，才可以做中二千石（左右内史，即后来的左冯翊，右扶风；大行即后来的大鸿胪）和郡守的属官。博士弟子（太学生）此时的出路只是作文学掌故，递补作二千石的卒史。但后来太学人数增多，于是考试出身的制度也改了：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汉书》八八）郎吏向来只有“任子”、“算赀”两路，现在加上太学甲科的一途，这也是董仲舒的建议成为制度的一种。
董仲舒同时有一个儒生政治家文翁，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应该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文翁是庐江舒人，名党，字仲翁，通《春秋》。景帝末年他做蜀郡守，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他极力提倡教化：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一郡之财政官）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常璩《蜀志》，张叔官至扬州刺史。）这是省费派遣留学的政策。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更是更卒，繇是徭役）。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中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情愿自费送子弟入学）。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这是郡国自兴学校的政策。武帝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不见于本纪，不知在何年。大概在公孙弘奏置博士弟子之后。从此中央有太学，州郡有学官，又有以通经取士之法，中国的教育制度的规模才算成立。因为创制之人都是儒生，故教材与考试内容都限于儒家的经籍，故儒家便包办了中国教育与科举制度二千年之久。
武帝元年（前一四），董仲舒对策，便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一年，丞相卫绾便奏道：所举贤良，或治申（申不害）、商（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武帝可其奏（《汉书》六）。这是第一次统一思想学术。这时候武帝只有十七岁（生于前一五六），太皇太后窦氏还很有势力，她是黄老的信徒，故卫绾不敢排斥黄老，只罢黜了刑名、纵横之学。故第一次的统一思想只是尊崇儒道两家而排斥其他学派。
这时候政治大权在两家外戚手里，一家是窦太皇太后的堂侄子窦婴，一家是王太后的同母弟田蚡。这两个人都好儒术，便有许多儒生也想依附他们，做点事业。武帝元年，卫绾因病免相，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他们推荐了两个儒生，一个是赵绾，为御史大夫；一个是王臧，为郎中令。这两人都是鲁国经学大师申公的弟子，都想借这机会提倡儒家的政制，遂运动那位少年皇帝把申公请来。武帝便使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至，见上，上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上方好文辞，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即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汉书》八八）赵绾、王臧的维新事业只有四个月的命运。（建元元年七月迎申公，到次年十月他们便倒了。）他们要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叔孙通的丧服制，被文帝的遗诏革除了。他们又要采用儒教的久丧之制），以兴太平。又举谪诸窦宗室无行者，除其属籍。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言，而婴、蚡、赵绾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悦。（《汉书》五二）变法失败的局势已成了，只待爆发的时机。二年（前一三九）冬十月，御史大夫赵绾请毋奏事太皇太后（《汉书》六，又五二）。窦太后大怒曰：“此欲复为新垣平耶？”得绾、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下绾、臧吏，皆自杀。申公亦病免归，数年卒（《汉书》八八，又五二）。丞相婴，太尉蚡，免。（《汉书》六）儒家的变法事业遂失败了，赵绾、王臧成了贾谊、晁错以后的牺牲者。
但四年之后（建元六年，前一三五），窦太后死了，田蚡为丞相。田蚡是武帝的外婆田老太太的儿子，出身微贱，但颇有才，“学《盘盂》诸书”（《汉书·艺文志》有孔甲《盘盂》二十六篇），自附于儒家。他既当权，遂和武帝大兴儒学，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响风矣。（《史记》一二一）这是第二次统一学术思想。这时黄老之学的大护法窦太后已死了，故所罢绌不但是刑名、纵横之学，并且把黄老也包括在内。这才是儒学一尊。董仲舒的建议竟及身成为实际制度了。
（十九，八，十八—十九，八，卅，改稿成。）
现在我要说几句话，说明《淮南王书》在汉朝，在中古的中国，占一个什么地位。
司马谈（死在武帝元封元年，前一一）把先秦思想分为六家：儒、墨、名、法、阴阳家、道家。他给“道家”下了一个定义：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我在四十多年前就曾指出这“六家”的名称是不合历史事实的：先秦的思想史料里从来没有“名家”、“法家”、“阴阳家”、“道家”的名称。韩非死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十二年（前二三三），他的《显学篇》开卷就说：“世之显学，儒墨也。”这是很明白的告诉我们，在韩非、秦始皇的时期，大家还只公认儒家与墨家是“世之显学”。
秦以前没有“道家”之名，“道家”只是战国末年以至秦汉之间新起来的“黄老之学”。《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写汉武帝初年政治斗争的思想背景，说：窦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窦婴）、武安（田蚡）、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上文说“黄老之言”，而下文说“道家言”，可见那两个名词是同义而可以换用的了。
司马迁也知道所谓“黄帝、老子之言”是六国晚年齐国海上起来的一派思想。《史记·乐毅传》末尾有司马迁叙述的这一派“黄老之言”的历史：乐氏之族有乐瑕公，乐巨公，赵且为秦所灭（前二二九—八），亡之齐高密。乐巨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
太史公曰，……乐巨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巨公，乐巨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曹参）师。河上丈人与安期生都是“仙者”。（《封禅书》称安期生是“仙者”，河上丈人即注《老子》的“河上公”，在传说里也是仙人。）大概毛翕公与乐瑕公、乐巨公才是“黄老之学”的初期大师，他们地域不出于高密、胶西一带，他们的时代不过是秦始皇到汉惠帝的四五十年而已（前二三—一八五）。在那个时期里，不甘寂寞的燕齐方士就跑出去替始皇帝候星气，求神仙了。亡国的遗民，如乐瑕、乐巨之流，就隐居在高密、胶西一带，编造古书，讲述黄帝、老子。这就是“黄老之言”的起原。
《老子》的五千字太简朴了，不够用来作一个大统一时代的大混合的思想系统的基础，所以有抬出黄帝来的必要。《汉书·艺文志》里“黄帝”名下的伪书总共有十二类，四百二十四卷之多！（详见《淮南王书》一六三—一六四页）汉朝的学人也明知道这些书是很晚出的伪书。司马迁就说过：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史记》一）《艺文志》有《黄帝四经》四篇、《黄帝铭》六篇、《黄帝君臣》十篇，原注云：“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又有《杂黄帝》五十八篇，原注云：“六国时贤者所作。”又有《力牧》二十二篇，“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汉朝人说“六国时所作”，就是说近时人假托的了。
这一个东方海上新起来的“黄帝、老子之言”的学派又叫做“道家”。依司马谈的说法，“道家”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这分明是说，这个以“黄老之言”为中心的学派是一个很大的统一的、混合的思想系统。这个混合的大系统有个中心思想，就是司马谈说的“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这就是《老子》说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那许许多多的黄帝伪书都不过是像《汉书·艺文志》说的“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都不过是晚近的人模仿《老子》造出来“黄帝之言”。
在那个大乱之后的几十年中，天下是统一了，帝国的基础还没有稳定：春天斩韩信，夏天醢彭越，皆“夷三族”、“具五刑”。（《汉书·刑法志》说：“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今年陈豨反，明年黥布反：黥布平定之后，创立汉帝国的刘邦（高祖）也就死了。
我在《淮南王书》的第一章里曾说：“淮南之书是一个大混合折衷的思想集团。这就是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说的‘道家’。”在第二章里，我开头就说：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王书》又集道家的大成。（十六页）“道家”是什么？是什么时代才起来的？这些问题原来在《长编》的第四章讨论过；现在《淮南王书》一章单独印行，所以我要简单的加几句说明。
先秦的思想史料里从来没有“道家”、“名家”、“法家”、“阴阳家”的名称。（看胡适《中国古代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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