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史》台北商务印书馆本二，四十三页；又三，七十八页；又台北版自记，三至五页。）试看韩非的《显学篇》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韩非死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十二年（前二三三），他在战国最晚期还只承认当世的“显学”不过儒墨两大学派。
我在民国二十三年发表《说儒》长文（《胡适论学近著》一集，三—八一页；台北版《胡适文存》第四集，一—八二页），在那篇五万字的长文里，我曾详细研究“儒”的来历，我的结论是：儒是殷民族的礼教的教士，他们〔在殷亡之后〕在很困难的政治状态之下，继续保存殷人的宗教典礼，继续穿戴着殷人的衣冠。他们是殷人的教士，在六七百年中渐渐变成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教师。他们的职业还是治丧、相礼、教学。……这才是那个广义的“儒”。……“儒”字的本义是柔懦：《说文》：“儒，柔也；术士之称。”老子也是儒：他的职业正是为人治丧、相礼、教学；所以《礼记·曾子问篇》里，孔子说：“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老子》的教义特别注重“弱之胜强，柔之胜刚”；“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这都是很极端的柔道的教义。如果“儒，柔也”的古训诂是有历史意义的，那么，老子的教义正代表“儒”的原始意义。
依我们的新看法，古传说里孔子问礼于老聃，孔子“从老聃助葬于巷党”，丝毫没有可怪可疑之点。老子是一位为人治丧、相礼的儒；孔子和他的大弟子子张、子游、子夏、公西赤，也都是为人治丧相礼的儒。（《檀弓篇》记载孔子为卫国司徒敬子之丧相礼，此篇记孔门弟子治丧相礼的例子更多。）老子和孔子本是一家，原无可疑。后来老子和孔子的分家，也不足奇怪。
老子的思想——柔弱胜刚强的人生观，无为而无不为的宇宙观和政治观——乃是千百年的世故的结晶，其中含有绝大的宗教信心——“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这不是人人能够完全接受的。孔子从那种近于原始意义的“儒”出来，他的性情人格逼他渐渐的走上刚毅进取的方向，走上“修己以安人”的积极路线，要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里造出一种能负荷人类担子——“仁以为己任”——的人格。
孔子和他的大弟子们并不是不赏识“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的柔道态度；也并不是不了解“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但他们的新教义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任”是挑的担子。）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是“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这就是新的“君子儒”的新精神，这就是老、孔分家的开始了。
但从老子、孔子到孟子、荀子、韩非——在那二三百年里，我们还可以说老、孔没有分家，直到六国晚期还有人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因为在那个“儒分为八，墨离为三”的分化时期，左倾与右倾的儒家尽可以思想“取舍相反不同”，还可以自称为“儒”，正如同左倾与右倾的墨者尽可以“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还可以自称为“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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