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八、八一、八四、八五。
七、汉朝的儒教固然是迷信的、浅陋的、幼稚的。但这背后似乎含有深长的意义。汉帝国的创业者从民间来，知识不高，而专制的淫威却不减于秦始皇、二世。夷三族，具五刑，不但行于高帝吕后之时，并且见于宽仁的文帝时代。儒家学者对于这独裁政体，竟没有抵抗的办法，只有抬出一个天来压住皇帝，希望在那迷信的帝国宗教底下得着一点点制裁皇帝的神权。董仲舒屡说“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这正是墨教“上同于天”的意旨。后世儒者都依此说。其实孔孟都无“屈民伸君”之说。汉家建立的儒教乃是墨教的化身。
比较《墨子·尚同篇》及董仲舒的《对策》；《春秋繁露·玉杯》、《阴阳义》、《如天之为》、《天地之行》等篇。
八、关于汉朝儒教的经典，近代学者创为“今文”与“古文”之说，其说起于廖平的《今古学考》（一八八六）。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一八九一）与崔适的《史记探源》（一九一）更发挥此说，更走极端。诸家所说，并不一致，但总其大意，他们认“今文”的经典先出，“古文”的经典晚出。先出的今文经传是《谷梁春秋》、《公羊春秋》、《仪礼》、齐鲁韩三家《诗》、今文《尚书》。晚出的古文经传是《左氏春秋》、《周礼》、《毛诗》、古文《尚书》。（此仅举其大意。）廖平原来不过说“今经皆孔子所作，古经多学古者润色史册；今学出于春秋时，古学成于战国时；今学西汉皆立博士，古学西汉多行于民间”。到了康有为、崔适，就说古文经传都是王莽时代刘歆伪造的了。
看所举廖、康、崔的三种书。反对此说的书甚多，看钱穆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七期）。
九、平心看来，汉朝所出的经传，只有先出后出的次第，其中也有内容优劣的不同，但并没有两个对立的“今文学”和“古文学”的学派。王国维说，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秦并天下以后，用小篆和隶书统一文字，于是古文籀文并废。此说似甚可信。东方诸国之书都是用古文写的，中间经过焚书禁书之举（前二一三），又经过长期兵祸，汉初的君臣又都不提倡读古书，挟书之禁虽已解除（前一九一），求书的人还很少。《史记》说：“孝文帝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这可见当日读古书者之少。初出的经传都用“今文”重写，有经师教授，次第列在学官。但还有一些用“古文”书写的古书也陆续出现。其时去古稍远，非有特别的古文训练的人，已不能读这些古文书了。司马迁《自序》说他“年十岁则诵古文”，所以能参考古文记载，著作《史记》。《史记》采用了许多《春秋左传》的材料，是无可疑的；《史记》又提到《周官》，《封禅书》中有引“周官曰”的话。《史记·儒林传》记孔安国家有古文《尚书》，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这三部书——《左传》、《周官》、古文《尚书》，——都是后来所谓“古文经”，在司马迁时都已出现，但因为他们晚出，虽然受史家的采用，却不曾得当时儒生的看重。当时儒生正走上了阴阳灾异的儒教的一路，他们要的是奇怪的微言大义，用不着那些记载事实掌故的史书。迷信的儒生竟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见《论衡·正说篇》）二十九篇既法天象，自然不许十六篇古文《尚书》加入了。但后出的这些书，经过学者的整理，如《左传》经过翟方进、尹咸、刘歆等人的整理，如《周官》经过王莽的“发得”，也许经过王莽的修改增补——他们的价值就很明显了。到了西汉晚年，刘歆就主张把这些经传——《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都列于学官。“列于学官”就是在国立大学里添设这几科的讲座。当时的博士儒生大反对此事，刘歆失败了。后来王莽虽把这些书列在学官，并添上了《周官》，但王莽败死后，这些经传仍被废黜。古文《尚书》竟完全散失了。但《左传》、《周官》、《毛诗》，因为他们本身内容的价值，到了三国以后，终被列入学官，渐渐替代了今文经传的地位。
看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卷七的《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史记所谓古文说》、《汉时古文本诸经传考》；又卷五的《史籀篇疏证序》；又卷四的《汉魏博士考》。看《汉书》三六《刘歆传》。又看陆侃如译的Karlgren《左传真伪考》。
十、从董仲舒到王莽，百余年之间，儒教经历了不少的变化，如
（一）经典的增多，
（二）学派的新起（比较《史记》《汉书》的《儒林传》），
（三）学术的发达（看《汉书·儒林传》及《王莽传》）。
但最大的变化是政治上的大变动。刘氏后代不振作，政权移归王氏，而王莽最得人民和学者的信仰。王莽要做皇帝，于是奉承他的人都不谈灾异了，大家抢着制造祥瑞符命。于是灾异的儒教遂变成了符谶的儒教。符谶把王莽捧上帝位，（适按，武功井中白石丹书：“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临淄新井，天公使告亭长曰：“摄皇帝当为真。”哀章作高庙铜匮，高帝玺书：“王莽为真天子。”）也把刘秀（光武帝）从民间送上帝座。这时代的迷信黑暗也不下于汉武帝时代。
看《玉函山房辑佚书》中的“纬书”一门。
看《汉书·王莽传》、《郊祀志》最后一部分。
看《后汉书·尹敏传》、《张衡传》、《桓谭传》。
十一、然而在那黑暗的迷雾里，我们仍可以看出一个有力的社会改革运动。晁错、董仲舒以至王莽，这班儒生都抱着改革社会的大志愿。董仲舒主张限制私有田产，又反对奴婢制度。哀帝时，儒生师丹辅政，实行限制私有田产和奴婢，都被贵族大臣反对掉了。王莽建国之后，实行土地国有，禁止私人买卖田地奴婢；又行“六筦”之令，把一切重要的生产事业都归国家管理；又设立种种调均人民经济的机关，平物价，办国家赊贷机关。他的经济政策很含有国家社会主义的意义，其目的在于“均众庶，抑并兼”。他是董仲舒的嫡派，他是汉朝儒教运动的精神的伟大代表。
看《汉书·食货志》、《王莽传》。
看《胡适文存》二集卷一《王莽》，又三集卷七《再论王莽》。廿·五·十六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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