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告诉人们，没有土壤就不会有森林。但反过来问。没有森林（和其他植被）会不会有土壤呢？作为一个局部来看，似乎是土壤先于森林的。但作为一个系统来看，森林的砍伐毁灭，就会使调节气候保持水土的调机制破坏，土壤也会流失。这里役有单纯的终极原因。有人会进一步说，虽然森林可以保持土壤的稳定，但毕竟土壤是先于森林而存在的决定因素。实际上，这也是一种错觉。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地球上土壤的起源，就可以发现土壤和植被（及其他生物）是相互调节、相互促进；同时起源、发展、演化的。
在地球还未形成生物圈以前，只有原始海洋和岩石，并没有土壤。近代对生物圈的研究证明，生物圈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生态系统进化过程，土壤和植被就是在相互作用中才各自形成的。首先经历苔藓期。苔藓的光合作用不断合成有机物，它的死亡和生长，使土壤层日益加厚。经过漫长的进化，直到形成盛林期。土壤肥力和厚度足以供给巨大森林的生长，而森林又保持土壤有机物的稳定并调节气候，达到生态学中所谓的顶极状态。所以，对系统进行整体研究时，系统内部的关系是相互调节、互为因果的，终极原因是没有意义的。
根据社会结构调节原理，一定的经济结构只有形成了与其相适应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时，它才是稳定的，才不会被历史的流水冲失。例如，在奴隶社会中，奴隶制度的经济结构必然造成奴隶主、自由民和奴隶之间利益的对抗，只有通过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调节，奴隶制经济结构才不会由于内部的对抗而解体。当然，具体的调节方式对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斯巴达是军事民主制，而雅典则是民主政治结构。它们都设计出一套制度来调节各种关系。在奴隶社会中，严禁出现债务奴的法律，自由民统一的宗教信仰、荣誉感对保持自由民的团结十分重要，而否认奴隶的人格，把他们视为会说话的工具，又为奴隶主对奴隶进行超经济强制提供了理论根据。同样，中国封建大一统的国家统治，必须依赖于有大量自耕农存在的地主经济结构。但没有国家调节力量就不可能维持大量自耕农的存在。
在魏晋南北朝的亚稳态结构一章中，我们已证明亚稳态结构三个子系统之间也是相互调节、相互适应的，只不过方式不一样而已。
欧洲的、日本的、印度的封建社会，其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也都存在着自己的相互调节方式，从而保持了稳定形态。基督教认为经商致富是一种罪恶，这种观念对保护自给自足的贵族庄园制经济起到调节作用。一直到十二、三世纪时，欧洲封建社会大多数商人为犹太人。如果没有贵族政治制度，领主经济也不会长期维持下去。甚至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调节和资本主义价值观都是保持其经济结构稳定的重要条件。我们在第六章中还提到，新社会形态的诸因素只有相互结合，形成一种相互调节的结构时，才能壮大发展，也是基于这一重要原理的。
理解这一原理并不困难。因为社会结构都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都是通过人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思想文化活动形成的。在每一个人身上，这几种活动都是基本统一，必须相互协调的。不可能想象在三种活动矛盾冲突很大时一个人怎样生活。社会结构调节原理，只是这种原理的普遍化而已。
9．5社会结构的多样性与结构组合
我们把9.3部分第（3）条运用于社会结构的分析，就可以得出社会结构适应方式多样性的结论。列宁早就强调过这一点。他指出：“国家形式极其繁杂。在奴隶占有制时期，在当时最先进、最文明、最开化的国家内，例如在完全建立于奴隶制之上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已经有各种不同的国家形式。那时已经有君主制和共和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区别……”。这说明，在一定社会生产水平上，社会结构适应方式具有多样性，从而显示出结构形态的千差万别。
适应方式的多样性，是一切复杂系统最基本的特征。对于同样的环境，生物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适应它。在水中呼吸，鱼类通过鳃，蛙类用肺泡组织，而鲸鱼则依靠能够经受巨大压力并长期保存空气的肺。社会结构复杂得多，相适应的方式也更为丰富。
在世界史中，因子系统适应方式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社会结构的例子俯拾皆是。与古埃及奴隶村社制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政治结构，是宗教和法老权力的合一，意识形态结构是以阿蒙神为中心的多神教。与古印度奴隶制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政治结构是种姓制度、贵族和王权，意识形态结构是婆罗门教。在古罗马与其奴隶制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就有两种：共和制和帝国。适应方式不同，又可以造成子系统内部结构的不同。罗马共和国的经济结构不仅包含大量奴隶劳动，而且还存在不少自耕农经济。自耕农是罗马共和国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来源。这样，就必须调和贵族与自由民之间的冲突，以保证对奴隶们的统治，就必须用共和制的办法，并防土贵族把自由民自耕农变为债务奴。这种调节方式决定了政治结构取共和制形态，它保持自耕农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到罗马帝国时，经济结构中自耕农成份就相当少了，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大地产出现。罗马自由民的尚武精神也衰退了，国家的军事力量改为依靠职业雇佣兵。这样，它演变为皇帝加上由贵族和商人阶层中的人组成官僚阶层的帝国制。可见，罗马共和国制是与奴隶经济、自耕农经济相适应的，而罗马帝国是和大地产、商业的奴隶经济相适应的。这是两种不同的适应结构。
利用这一原理可以解释很多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知道，日本与西欧封建社会结构基本类似，但也有差别。同样是庄园制经济结构，西欧庄园的所有权与管理权是统一的，都属于封建领主，日本幕府时代土地所有权基本上属于幕府将军，而不属于庄园领主，地租占有者是“地头”，江户时代“大名”则是地租的直接占有者。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很明显，这是日本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正因为儒家“忠君”的伦理观念的调节作用，所以日本武士可以接受一种管理权与所有权不统一的封建制度。儒家观念和宗法关系的调节作用，使得这种管理权与所有权不统一的经济结构在日本封建社会中是稳定的。而在西欧，意识形态结构主要是保持对上帝的忠诚。这样也就出现“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现象，在欧洲管理权与所有权的统一才是稳定的。可见，欧洲和日本封建社会尽管比较类似，但两者的意识形态有差别，由于意识形态结构的调节作用，所以经济结构也出现了差别。
从已有的社会结构出发，来分析它们适应方式的多样性是容易的。控制论、系统论能否从理论上来分析可能出现的适应方式及其社会稳态结构呢？原则上说，这应该是可能的。这就是使用结构组合方法。
我们把问题分两步来考虑：第一步，考虑组成社会复杂系统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这三种最基本的子系统在社会演变过程中存在着多少种可能的结构，并将三者组合起来，考虑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步，这些可能的结构组合中，哪些结构组合是稳态结构，是可以成为社会结构的。因为在一定历史时期，一个地区只有一种稳态结构为社会存在的主要方式。
以中国封建社会为例。秦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形态主要有两种，即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和分裂局面（分裂的政权形式又是多样的）；经济形式有两种，即有大量自耕农存在的地主经济结构和庄园制经济结构；意识形态结构则有儒家和道家。每个子系统中有两种不同的结构，共有三个子系统，那么存在着多少组合的可能性呢？它可以用排列组合求出：23=8。这八种结构组合中，只有我们在本书分析过的两种结构为稳态和亚稳态：地主经济、大一统的官僚政治、儒家正统，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形式，是超稳定的；另一种是持续了两三百年的魏晋南北朝的亚稳态，其结构组合形式是类似在园制的经济结构，玄学和佛教占上风的意识形态，分裂的政治局面。除了这两种结构组合外，还有两种组合方式也曾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但不是稳态结构，如汉初的社会结构（如图31所示），唐代灭亡后和五代十国社会结构（如图32所示）。这两种结构不能形成相互调节而保持稳定，所以是变化中的一种暂态，因此不能算作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它们很快就演化到稳态结构中去了。另外还有四种组合方式为：庄园经济十儒家正统十分裂；庄园经济十佛老学说十统一；庄园经济十儒家正统十统一；地主经济十佛老学说十分裂。这些组合形式更不稳定，其结构内部各子系统没有相互调节保持自身稳定的适应性，即使在历史上出现过，也只是更为短暂的一瞬，所以这些组合不能称为适应的多样性结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要知道结构组合的可能性，并知道子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我们就能从理论分析中求出有多少种不同的稳定结构。显然，上面的例子是过份简单化的。在世界文明史中，社会结构的三个子系统的每一个子系统可能的结构都决不只有两种，而是有许多种。而且我们没有考虑内环境的结构。如果用9．2部分图29来分析结构组合可能性，并把自然．环境也看作与社会相适应的子系统，这五个子系统分别有n1、n2、n3、n4、n5种结构，则结构组合共有n1xn2xn3xn4xn5种，由此可见结构组合是十分丰富而复杂的。在这许多组合中，哪些是稳定的？哪些不可能存在？这就要根据历史条件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控制论只提供方法，而不能代替历史研究。
9．6无组织力量的增长破坏了系统的适应性
剖析社会结构适应性和多样性往往不能使人满足。人们更为感兴趣的问题是结构演化。社会某一种稳态结构怎样被破坏？新的稳态结构又怎样取而代之？
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分析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述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结构中无组织力量的增长是个不可遏制的趋势。正是这种无组织力量破坏了社会结构三个子系统的相互适应状态。这种分析是不是可以推广呢？对于不同社会结构来说，其内部的无组织力量是不同的。但是，是否可以提出如下重要假设呢？即无组织力量的增长是普遍存在的，它不断削弱社会结构子系统之间的适应性。
翻开人类六千年的文明史，我们可以深信，没有一种社会结构可以永远稳定地存在下去。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凡是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会灭亡。”不仅中国封建王朝的更替说明了这一点，古埃及王朝的周期性盛衰也证明了这一点。汉莫拉比曾在巴比仑建立伟大的帝国，然而不到三百年也衰落了。古罗马奴隶制超级大国在世界史中颇为突出，但也不可避免地灭亡了。当然，历史常常给人一种印象：很多帝国的灭亡是军事征服所致。但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它在被征服前已经走下坡路了。拜占庭帝国被土耳其人征服前一百多年就已衰落。蒙兀尔帝国在英帝国殖民主义者登上印度大陆前已处于四分五裂之中。汤因比很形象地作过一个比喻，它们在被征服时早已不是原来武功赫赫的战士，而只是一具满身被挂的尸体。为什么任何盛大的文明都会相继衰落呢？
在分析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时，历史研究者往往可以列举很多原因：农奴制的兴起；商业手工业发展受到限制；内战和剥削使人民不能忍受；基督教的传播；蛮族人侵；等等。但人们会问，为什么这些社会问题在罗马帝国强盛时不出现呢？实际上，罗马帝国后期的社会危机恰恰同是出于造成罗马帝国强盛和繁荣的那些制度和政策，危机是这-社会结构在调节中长期积累起来的结果。它和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中国封建王朝的盛衰有一致性。
我们在分析中国封建社会每个王朝化盛致衰的过程中发现；无组织力量增长不可抗拒可以归为两个原因。
第一，调节的积累效应。什么叫调节积累效应呢？实际上，任何调节机制都很复杂，它在执行调节功能时都必然给系统带来一些附加性变化，对系统产生微小的干扰。这种干扰是系统调节自身所带来的，因此，不可能被这种调节所克服，在调节过程中干扰就会积累起来，慢慢破坏系统的适应性。社会调节主要靠制度和政策，而任何制度和政策都会带来复杂的影响。人们在考虑制度和政策时，只能从它们最主要的效果着眼，而对于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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