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在一定时期内不那么明显的副作用和不良影响，则不可能过多顾及。只要副作用看来不大，就是可行的。但长此以往，这种不良影响就会积累起来。
中国封建社会官僚机构膨胀、腐败、正是调节积累效应的表现。调节积累效应在别种社会结构中也存在，只是形式不同。
罗马奴隶制大帝国为了保持经济的繁荣，不断把大量金币投入流通中，这种措施是保持商品经济繁荣的必要手段。从短期看来，这一调节是有效的。但它也造成了长远的危险，市场经济越来越依靠于金银矿的开采。一旦金银来源枯竭，整个流通领域就显得投有活力了。有的历史学家甚至把金银矿的枯竭看作罗马帝国经济衰落的原因。这一判断虽有些偏颇，但显然不失是调节积累效应之一例。罗马人信奉以朱比特为首的多神教，这对维持尚武精神是很有用的。它是罗马军团和政治制度的有效调节力量。但用武力建立罗马奴隶制超级大国后，罗马文明对贵族、自由民的尚武精神产生腐蚀作用，它使得理性主义和怀疑精神传播，导致尚武精神的衰落。军队战士不得不从蛮族中雇佣。征服的后果破坏了征服的武器，这也是调节积累效应。
苏末尔人最早开发了两河流域，创造出高度繁荣的两河流域文化。但他们并没有注意环境生态问题，致使两河流域的沙漠化盐碱化日益严重。今天西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石油的利用，建立了以石油为主要动力的经济系统，造成了所谓经济奇迹。但是，当石油枯竭而其他能源又不能及时顶替时，前景是不堪设想的。人类改造自然的行动也是一种调节行为，在短期内常常取得一项又一项成功，但其积累效应却是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它破坏人和环境的适应性，造成人和环境之间无组织力量的增长。
第二，调节器官区扩大。无组织力量作为调节机制异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任何调节机制都不可能是万能的，总有控制不到的盲区。随着调节的长期使用，这一盲区就会从小到大，不断扩张，最后失去控制。
举一个例子，说明为什么调节器盲区会不断扩张。使用农葯杀虫是一种调节方法，但长期使用某种农葯就会使农葯的杀虫性能（调节能力）降低，昆虫就会产生有抗葯性的变异。这些新变异的昆虫，就是原有农葯不能完全控制的盲区。另外，没有使用农葯前，一些数量很少的昆虫为害不明显。一旦使用农葯，为害占主导地位的昆虫的大量死亡就会让出生存空间，有利于具有抗葯性的昆虫大量增殖，构成另一种虫害。这两种情况都表明，调节语言区随着调节的使用不断扩大着。
对于社会结构的调节也具有类似的情形。中国封建社会如不实行宗法一体化调节，人身依附关系就会不断加强，就会出现贵族化而导致分裂。但实行一体化调节又不能不依靠封建地主知识分子。这些人多数就是土地兼并势力。他们一方面实行对社会的调节，另一方面又使调节器日益丧失功能。罗马共和国建立了护民官议制，宣布一系列法令，限制贵族特权以协调贵族与自由民的关系。这种调节控制对于防止自由民沦为债务奴是有效的，而对于自由民失去土地趋势却控制不住，最后出现一个越来越大的城市贫民阶层，奴隶制度发生危机。
在西欧封建社会里，贵族领主不仅是土地和农奴的占有者，而且是这个地区的法官、行政首领和武装保卫者。贵族政治是领主经济的调节器，但它也有盲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封建领主更愿意采用货币地租来代替实物地租。货币经济的发展会使领主们的“权利义务”观念日益淡漠，对地方治安也渐渐置于脑后。这一切发展下去，欧洲封建制度所固有的调节能力也就日益丧失了。
无组织力量不断增长使一个系统丧失调节能力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为什么任何生命个体都会老化死亡？生命是一个自我调节系统。但没有长生不老的生物个体。这正好说明无组织力量在系统内的增长是不可抗拒的。
我们把社会组织中无组织力量的不断增长必然破坏系统的适应性导致其瓦解，作为一个基本假设提出来，它是以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析为出发点的。我们认为，对于任何一种社会结构来说，它依靠自己的调节机制来维持社会结构的有序状态，但调节机制本身有自发趋于无序的趋势，调节作用的异化有破坏自身调节功能的趋势，这就是无组织力量增长的原因，它是社会稳态结构瓦解的内部动因。
9．7潜组织的成长及社会发展的四种模式
系统由一种稳态结构向另一种稳态结构演化，除了原有结构被无组织力量瓦解外，还需要代表新的结构的潜组织不断成长。下面，我们举一个生态演化的例子，来说明无组织力量的增长和潜组织发展的关系。
在一个水源充足的相对孤立的池塘中，鱼、水草、池塘环境构成一个相互适应、相互调节的稳态结构。这一系统在维持结构稳定的调节中也会慢慢释放出无组织力量，如鱼的新陈代谢，水草的光合作用，会产生越来越多的有机物。这些有机物是生态结构在维持自身稳定的调节中释放出来的，它们不断沉积造成池塘的沼泽化，水越变越浅，使得鱼、水草不适应环境。这时，旧结构就要让位于蛙类和芦苇等沼泽带的生态结构。这就是生态结构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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