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进步好比是水，而社会结构就好比盛水的容器。社会结构进化，它容纳生产发展水平的限度也就增大了。但这种演化并不意味着立即显示出生产水平的提高，它只是提供了生产水平更大提高的可能性。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英国的社会结构基本一致，但十八世纪英国的经济和技术水平比它十七世纪时高得多。因此，社会结构的演化好象是容器的更换。而就生产水平本身而言，在社会结构的更换中，并不是直线增长的。相反，有时会出现生产受破坏的倒退现象。西欧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的过程中，地中海的交通被伊斯兰教徒封锁，商品经济很快瓦解，西欧倒退到自给自足程度相当高的自然经济中去了。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其生产力都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上。直到欧洲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其社会结构才显示出比罗马帝国能容纳更新、更多、更大的生产力的进步因素。这就是社会结构演化进步的含义。
为什么演化一定会保证社会结构容量越来越大呢？这是因为新社会结构是在否定旧结构中成长起来的。西欧中世纪封建制度是对罗马帝国奴隶制的否定。封建农奴制比奴隶制更合理一些，生产关系更进步一些，其可容纳的生产力水平就高一些。基督教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是对罗马贵族、自由民的放蕩奢侈和把奴隶视为会说话的工具这种观念的否定，基督教把人组织起来的广度和规模也比罗马帝国的宗教要大。人文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结构，又是对欧洲中世纪社会结构的否定。由于新结构是在旧结构中成长起来的，又否定了旧结构，所以它能够克服旧结构中的一些弊病，从而对于进步的容量也增大了。辩证法早就指出，人类的进步就是在否定之否定中波浪式前进的。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运用系统分析方法，这对于细致地研究问题应当说是有积极意义的。
取代型模式的第二个富有启发意义的结论是：人类文明的进化既有分叉又有相互融合汇流的趋势。
造成分叉发展的原因是：系统内蕴的发育成熟的潜组织可能不止一个，而且还有外来文明影响冲击的可能。例如，公元前六世纪雅典城邦内无组织力量的增长，使得贵族政体不适应了。这时它可能演变到两种社会结构中去，一种是僭主政治，一种是民主政治。这两种政治结构都是适应的。由于梭论进行了改革，雅典建立了民主政治。而一旦民主政治建立，赤躶躶的僭主统治就难以兴起了，因为法律中设计了防止僭主再兴起的办法。而希腊其他城邦的条件和雅典的类似，但它们大多数建立了僭主政治结构。也就是说，雅典的社会结构在梭论时代演化面临着分叉：民主政治还是僭主政治，而一旦选择了其中一个，就会排除另一个。至于具体选择哪一个，则取决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人的努力。
这种演化分叉，在复杂系统中是普遍存在的。生物学家都知道，印度犀牛只有一只用，而非洲犀牛有两只角。它们都是从无角的古犀牛进化来的。显然犀牛长了角才能更好地适应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非洲犀牛只有长两只角才能适应非洲的环境，印度犀牛只有长一只角才能适应南亚的环境。实际上，问题并不能这样简单地—一对应。只要长角，犀牛就能适应环境。生物学家把这类现象称为多个适应峯，也就是同一个问题可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答案。
演化的分叉现象可以说明，为什么在人类文明早期，当地理条件造成文明之间相互影响较困难时，同样起源于原始社会的人类社会会分叉出那么多类型的社会结构，不同的民族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是，随着文明的增长，人类改造世界能力的增强，不同文明之间必然会发生接触、交融，这时，一个社会中的潜结构就会受到另一种文明的影响。这样，由于文明的融合，那些最有生命力的潜结构就会成为人类未来社会的统一模式，这就形成了文明演化的汇流。
社会结构的演化既有分叉又有汇流，从而使人类文明进化之路呈现网状的复杂形式。这一点和生物进化树状形式是不同的。我们所讲的社会结构演化的四种模式，只是复杂的进化之网中的一些典型的链而已。
从本章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从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演化出发，将其方法外推，就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史。它为我们理解人类自身提供了一个窗口。从这个窗口望去，那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显示出惊人的内在节奏和规律。因此，从这一点上讲，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间进入超稳定结构的历史，对于那些探索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研究者来说是十分迷人而又壮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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