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税监的现象，但斗争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而十八世纪的法国第三等级不仅已经掌握了重要的经济命脉，而已在政治上组织起来了。当时，法国各地有三十四个按察使，全部由第三等级的人出任。在思想文化界，则有相当多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大学教授出身于第三等级。显然，他们已在社会上具有相当大的势力了。在这种条件下，他们才有力量发动资产阶级革命。
宗法一体化结构里，王权与儒生的结合还造成一个可悲的后果；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很难分化出一个新成分，以便完成经济结构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和意识形态结构中新因素结合的任务。正如人体中的血红蛋白一旦和一氧化碳结合了，就失去了和氧结合的能力。封建知识分子一旦和王权结合，形成一体化，也就中断了封建知识分子的分化，难于形成一个接受市民文化的新队伍。
我们知道，西欧封建社会，从旧贵族、教士、商人市民中逐渐游离出了一个新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实现了把经济、政治结构中产生出来的新因素与意识形态结构中新因素结合起来的任务。
日本也是这样。十八世纪，日本封建等级制度开始破坏。那些俸禄低微的下级武士更为贫困所窘迫，不得不出卖祖上传下来的武器。他们有的去经商，有的以收养富商子弟为养子的方式出卖武士身份。据《江户町方书》记载，在二百五十家商人中，本人是武士、浪人或祖先是武士、浪人和乡士者，就有四十八家。很多人转化为资本家。但更多的人变为知识分子，充任教师。他们成为学习传播资产阶级文化——兰学的主要队伍。公元1838年，著名的兰学家绪方洪庵在大阪设“适适斋”，讲授西方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二十四年间，各地来的就学者达三千余人，其中不少是下级武士。这一接受了资产阶级文化的新知识分子阶层里，出了不少明治维新的著名活动家，如桥本左内、大村益次郎、寺岛宗则等。有的则成为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就是代表。“把刀剑换成算盘”，这是当时一个著名的口号。明治政府中出任领导者和公务员的多是下级武士出身，可以说，“整个国家机关之中都渗透了武士的势力”。明治天皇则利用由武士分化出来的新阶层，组成官僚机构。这样，维新政策得以推行，日本完成了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同样，彼得大帝也是依靠了到西欧留学的小贵族、新知识分子，在农奴制的俄国发展资本主义的。
而中国封建社会里，封建士大夫阶层与王权结合之后，就始终没有分化过。无疑，科举制比欧洲封建贵族等级制更具有民主色彩：知识分子不单凭身份，而主要靠读圣贤书就可以作官。它对广大儒生有着无比的吸引力。入仕，对儒生不仅意味着实现“治国平天下”报效国家的志向，而且意味着“黄金屋”“颜如玉”的富贵荣华，意味着衣锦还乡和青史留名。平时，他们皓首穷经，做着白衣卿相的美梦，等待着封建政府通过科举制度把他们选拔到官僚机构中去。当了官后，使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即使他们在穷困潦倒之时，也特别注意自己“士”的身份。儒生把自己的行为，严格约束在符合宗法一体化结构的“个人——家庭——国家”三层次上。即使王朝面临崩溃时，他们也不会怀疑儒家思想，去接受什么市民文化。明末东林党人对李贽的看法，很能说明这一点。
明末，我国资本主义因素有了很大的发展，意识形态结构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思想。其中，李贽就是一个具有启蒙意识的进步思想家。他鼓吹思想解放，提倡“童心”，把追逐财富和权势的心样看作是人的本性，并对儒家经典评头品足。李贽的思想在市井中获得很大的反响，一时哄动大江南北。但因其是“惊世骇俗之论”而被禁，甚至“毁其书刻”。大多数正统儒生都不能接受李贽的思想。著名的东林党人虽反对腐败的朝政，深得民心，但是他们对李贽也嗤之以鼻，大骂他是“小人”，说什么“李卓吾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又以成败为是非而已，学术到此真成涂炭！”。李贽的思想在中国儒生中遭到如此抵制，却可以飘洋过海传到日本，对日本明治维新前的知识界产生了积极影响。
可以这样说：中国历来不缺乏伟大的思想，也不缺乏卓越的思想家，但是缺乏新思想结合、扎根的土壤。宗法一体化结构象盘根错节的古老大树，把自己的枝叶布满空间，使得新因素的萌芽得不到充足的阳光，也不可能在布满了大树根毛的土壤中真正扎根。
6．4原始积累的中断
为什么新因素之间的互相结合对于新社会结构的诞生那么重要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新社会的框架，才能脱离封建社会而独立生存，并在一定时机取代旧结构。
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三种要素结合——经济结构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结构中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上人文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如果三者之间没有相互联系相互加强的过程，那它们就不可能正常地壮大起来。意大利就是这样。
十四世纪前后，意大利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很活跃，城市和贸易十分发达，出口在欧洲占第一位。文艺复兴运动就是在这里兴起的，达·芬奇、米开昂基罗、康帕内拉、马基雅弗里等文化巨匠是意大利的光荣。意大利的文化火炬点燃了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烈火。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意大利始终没有出现一个强大而统一的王权，也没有市民与王权的联合，所以，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未能和政治结构中的力量联系在一起。十六世纪以后，意大利的经济反而衰落了，工业革命不是在这里发生。
为了证明新因素结合对新社会结构形态壮大、发育以至成熟的重要性，我们分析两个十分典型的系统：一个是十五世纪的英国资本主义因素互相结合的系统；一个是十五世纪的中国明代，资本主义萌芽虽然产生，但根本不可能结合的系统。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发育壮大，必须要经历资本原始积累这个重要阶段。马克思深入研究了这一过程，指出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历史活动，是“把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的历史的分离过程”，是“在资本本身基础上、因而也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基础上的资本积累”。“这种所谓原始积累不过是使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间原先存在过的统一归于破坏的一连串历史过程”。也就是说，资本原始积累是由两个环节组成的：一是封建经济不断瓦解，大量自耕农从封建生产关系中游离出来，陷为流民；再就是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出现的新的经济结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不断地吸收这些从旧经济结构中瓦解分离出来的力量，一天天壮大，成为主导形态。资本原始积累能否顺利进行，取决于如下条件：
（1）旧结构能否迅速瓦解。
〔2）新经济结构能否有足够的吸收能力，把旧结构中分离出来的经济力量组织到自身中来。
（3）政治、意识形态结构对这一新经济结构的成长是促进还是抑制。
对于资本主义因素充分结合系统，新经济结构有着巨大的吸收能力，并且政治、意识形态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结合体对原始积累有促进作用。相反，如果资本主义因素不可能结合，即使封建社会旧经济结构在瓦解，原始积累也不可能进行。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英国“圈地运动”，与中国明代的流民问题都出现于十五世纪。但前者是工业革命的前导，而后者却是原始积累的中断。
十五世纪末期，英国由于毛纺业的发展对羊毛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地主、贵族、富裕农民便利用各种手段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圈地改为牧场。大批农民沦为乞丐和流浪汉，成为廉价的雇佣劳动力的来源。它迅速瓦解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失地农民为资本主义企业提供了大量雇佣劳力，促进了毛纺业的发展。而毛纺业的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圈地运动。随着这一循环的反复进行，资本主义结构一天比一天壮大。
中国封建社会也出现了农民和土地相分离的现象，其规模和英国圈地运动相类似。明代中叶，公元144o年，北直隶及山西两省一百一十六个州县失地农户就达三万六千六百四十户。1468年，仅荆襄地区聚集的流民就达二、三十万，1471年达到四十多万，最高达一百五十多万。李洵指出，当时全国六千万在籍人口中，至少有十分之一，即六百万人成为流民。这些流民必然充斥雇佣劳动力市场。他们曾大批涌向矿山，以至掀起全国范围的采银狂潮，冲破了政府的盗矿禁令。福建省一次被明经“招抚”的“窃矿小民”就有一千一百五十余户。还有相当多的流民流入城市，充实小手工业、小商贩队伍。早在宣德年间，在富庶的江浙地区，苏松巡抚周忱曾向户部报告失地流民的七种去向：大户包荫，豪匠冒合，船居浮蕩，军囚索引，屯营隐占，邻境蔽匿，僧道招誘。其中所谓豪匠大约就是大手工业主，有点“资本家”的味道。明代南京、苏州一带纺织业十分发达，与流民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很有关系。明正德时，制造兵器的南京兵仗局手工工场，官家工匠六百五十五名不够用了，所以又花二千八百五十两银外雇工人。这反映出大量失地农民确实造就了劳动力市场。也就是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内这种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迹象也是出现过的。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因素在中国封建社会内没有形成结合体，企业和手工工场不可能吸收更多的劳动力。不少的农民虽然从旧经济结构中分离出来，但不能成为新经济结构的建设力量。流民主要去向，则如周忱当时所表明的那样，为“大户包荫”即转化为佃农，或“屯营隐占，邻境蔽匿”即逃入边远和控制不严的地区，开荒种地。还有一些为生计所迫，铤而走险，刚遭到残酷的屠杀镇压。更重要的，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中不存在经济结构新因素的代表，因此，封建国家就会用种种办法来中断这一原始积累。对比一下英国封建政府和中国封建政府的态度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都铎王朝也曾颁布过一系列限制圈地的法令，但很多封建贵族自己就加入了圈地，这些法令大多是一纸空文，压不住圈地的势头。十六世纪三十年代以后，英国政府改变措施，把限制对象改为流民，除持有乞食特许证的人外，其余流浪汉一律迫令立志愿劳动誓言。公元1547年爱德华六世即位后，颁布“血腥立法”，用肉刑和打“s”字母烙印的办法来对付流浪汉。1597年英国议会还颁布了惩治流浪者和长期乞丐的法令，法令中有对放逐的流浪者返回本国的处以死刑的条例。这些措施加速了失地农民向无产者的转化。亨利八世时期，约有五分之三的寺院土地被国家没收，这些土地以惊人的低价卖给各种投机者、租地农场主和新兴市民。这一措施加强了王权与市民的联盟，促进了资本原始积累。1700—176o年间，资产阶级政府颁布了二百零八件“圈地法令”，用国家立法手段迫使小农经济解体。
中国封建王朝则是用一体化结构抑制兼并，用招抚的办法尽可能使流民重新回到土地上去。十五世纪三十年代，明英宗发布一系列安置流民法令，一方面令流民复业，一方面重申严禁隐占土地和人口。国家甚至对流民作出让步。公元1441年英宗的《大赦天下诏》中，除赦免拖欠政府的钱粮外，并允许“离乡年久，产业已成”不愿返乡的流民在所居住地区报官附籍，享受贷款并“免杂泛差役三年”。这种国家调节是颇有成效的，宪宗成化年间，聚集在荆襄地区达一百五十万之多的流民，先后被誘迫复业的达九十三万人。
对待圈地和流民的不同办法，说明了英国王权（一个资本主义因素结合了的系统）和中国封建政府（资本主义因素不能结合的系统）具有不同性质，因而结果也是不同的。
我们可以把这两种不同的过程用图表示出来（图15）。其中粗箭头表示流民、自耕农、佃农的流动情况。英国流民主要转化到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去了，而中国流民则仍在封建地主经济结构中流动：
6．5中国封建王朝崩溃前的“假资本主义”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里资本原始积累必然中断，但随着无组织力量的增长又不能阻止地主经济的瓦解，于是在封建社会后期王朝的末期便会出现一些很奇特的现象。大量破产自耕农流入城市，商业、服务性行业十分繁荣发达，城市畸型发展，与剥削者消费有关的奢侈品生产也高度发达。从事社会主要生产部门——农业的人数占总人。的比例相当小。这种现象很类似资本主义的表面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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