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它只是假象。它不是预示着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而是大动乱来临的前兆。崩溃一旦发生，这种浮华局面立刻象海市蜃楼一样消失了。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假资本主义”。揭示王朝末期这种“假资本主义”现象，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封建社会是很必要的。因为“假资本主义”现象从反面表明，新因素不互相结合，会出现怎样的社会悲剧。
“假资本主义”第一个重要特点是，王朝末期商业的高度发达和非农业人口的急骤增加。但它是扎根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的。
众非周知，西欧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是与城市及城市人口的增长的历史密切相关的。
英国的城市在十世纪左右兴起，十一世纪时共有八十个市镇，十三世纪达一百六十个，十四世纪增至二百七十六个。到十六世纪时，已有二十六个较大的城市，一千七百个小市镇了。城市居民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十一世纪时的百分之五，增至十三世纪的百分之十。到十七世纪九十年代，每十个人中间便有二点五个市民。公元1534年，英国首都伦敦人口为六万，一百五十年后，上升为五十三万。全国总市镇人口为八十七万。法国十八世纪时，人口约为二千六百三十万人，乡村人口达二千四百万，城市人口占十二分之一。因此，人们常把非农业人口的增长，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标志之一。
我们先以明代为例，看看城镇的发展。明宣德年间（1426－1435），全国就有三十三个大商业城市。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也有数个。如南京城、临清城，“周围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财货，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北京城的城市贫民“不减百万”。中小市镇，更是不计其数。瓷都景德镇到十六世纪末叶，已有十万人口。当时“镇上雇工、皆聚四方无籍游徒，每日不下数万人”。江浙一带的盛泽镇、震泽镇、黄溪市、王江镇、双林镇，都是丝织名镇。明初盛泽镇仅为一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村庄，随着丝织业的发展，到成化年间（1465-1487）改村为市，一百年后，成为有五万人口的市镇。十六世纪末期，江南五府中，五万人口以上的大镇有四个，三万五千人口的一个，一万至二万人口的有七个。一般说来，王朝中期，非农业人口就占百分之二十左右了。这超过英国十六世纪的水平。
非农业人口增加更是十分惊人。
在明王朝初建时，国家配给土地、推行农桑政策，务农的一人口占绝大多数。但随着时间流逝，非农业人口逐渐增加。非农业人口在王朝中期即可达百分之二十，到末期则大大超过此数。明代何良俊曾分析过这一趋势。他说，正德以前，百姓十分之九“安于农亩’；过了四、五十年，因不堪日益繁重的田赋徭役，便纷纷弃农。他分析了弃农百姓的去向：到乡官人家作佣人的比以前增加了十倍；到官府干杂活“蚕食于官府者”增加了五倍；“改为工商者”增加了三倍；流浪汉也达“十之二三”。这样算下来，“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这是一篇很好的社会学调查报告。可见十六世纪末，明代非农人口已达百分之六十左右了。这些人口成为官宦人家仆役，或为官府当差跑腿，或弃农经商，或游手趁食。邱浚在《大学衍义补》中也说：“天下之人自力者什三四，而资余以食者什七八”。
北宋非农业人口比例也很高。毕钟游的《耀州理会赈济奏状》中说，耀州七个县，主客户共十一万三千零五十户，二十八万四千八百五十四，而非农业户口计四万六千三百三十八户，十七万九千五百三十四口，非农业人口达百分之六十左右。一方面是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非农业人口的急剧增加，这就造成了一个王朝末年伊然是一个商品经济畸型发展的“假资本主义”社会。
这方面，宋代很典型，北宋神宗时国内贸易总额约达三亿两千万贯，合六亿四千万石米的价值，如按当时人口平均每人每年购买商品折合米九至十一石以上，在封建社会中有这么发达的商品经济，真是十分罕见的。手工业与商业的发达还表现在分工细致上，所谓“三百六十行”的说法，就起源于宋代。当然，宋代是否有资本主义萌芽，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是宋代商业的发达。非农业人口比例之高是公认的。
胡如雷形象地把王朝末年商品经济的病态繁荣，称之为城市肥胖症。因为流入城市的非农业人口，只有小部分转化到手工业生产部门中去，大量的则沦为贫民，充当茶楼酒肆的佣保，斗雞、走狗、击筑、歌舞的游手，或充当杂役，以至于：“上富之家，待而举火者五六十人。最下者亦不减二三十人”。城市肥胖症的病根并不在于城市该不该发展，而在于整个社会没有产生一种新框架来容纳这种发达的城市经济。应该指出。这种“假资本主义”过渡现象，在中、后期封建王朝的末代都很明显，不能把这种现象只看作是明代或清代所特有的，而应该把它和中国封建王朝的发展周期联系在一起来看。
另外，从商业贸易方面来看，早在汉末就有商业的病态繁荣现象。如西汉末年，长安、洛阳、郑州、南阳、邯郸、成都、临淄都是繁华的大都市。在王莽当政时期，南阳是大商人聚集的地区。三符在《潜夫论》中说：“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