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中惟一之政治家，与进步党之汤济武、林宗孟诸议员有交情，提出后可望通过。但尔时惟一之难关是财政，故文中亦以财政为重要部分，虽用总理名义提出议会，而临时非财长加以说明不可，于是知照议会，定期全体阁员到会，有重要报告。在熊君方面，习惯于总统独断独行之方便，且对于农林总长之越俎代庖，尤为不快，于是在出席议会之前一日晚间，突借黄君克强为国民捐问题攻讦财长之电，驰函辞职。派员慰留，避匿不见。第二日出席议会，不能提出政策，仅报告政府困难情形，全体议员都有点诧异。有一进步党议员就责问总理，谓“闻总理曾借到比款一千万，用途如何？何以不能报告？……这真是亡国总理”。唐君愤愤，几不能置答。宋君要求代为说明，而议员又不许，遂空空洞洞的退席。
唐君已洞悉袁氏对于己之不信任，欲借议会中“亡国总理”之丑诋而辞职。各方面都慰留他，他亦无法决去，又敷衍了好几日。我也忍不住了，有一夜，我约了唐、宋、王、王四君密谈。我说目前情形，政府中显分两派，互相牵掣，无一事可以进行。若欲排斥袁派，使吾党同志握有实权，量力审势，决无希望。不如我辈尽行退出，使袁派组成清一色的政府，免使吾辈为人分谤，同归于尽。尔时宋君不甚以为然，但亦没有较善的办法可以打破僵局的。于是决定，俟有适当机会时，吾党同志全体去职。
唐君担任组阁时，孙先生方面本也有几种条件：一是唐君必先加入同盟会，一是广东都督胡汉民、江西都督李烈钧必须维持外，须以王铁珊为直隶都督等等。在征袁同意时，袁亦含糊答应，唐君以为不成问题。不意唐君进同盟会一举，既引起袁派老同事的排挤，而直隶都督问题又迟迟不肯发表。促之，则袁派用釜底抽薪法，劝王君铁珊离京，表示不任直督之决心。王君见风使帆，飘然而去。唐君一方面惧受吾党之诘责，一方面窥见袁氏对于同盟会、对于唐君个人已表示不再敷衍之端倪。而且他与袁共事多年，知道袁对于一个人有疑忌了，不管有交情无交情，必置之死地而后快，若公然辞职，危险殊甚。乃于□月□□日晨间与一西妇同车，赴车站，乘火车往天津。到天津寓所后，始电请辞职。照例慰留，唐君决不肯回，而陆君子欣适已回国，乃由陆君以外交总长代理总理，国务会议乃照常开会。我与二王及宋君亦联带辞职，袁派认为拆台，竭力挽留，梁君燕孙奔走最勤，宋君颇不以我等显然反袁为然。然我因有□日夜间之决议，辞之甚坚，卒于同时去职。
一九一二年七月十四日，先生辞教育总长职后，发表文章、读辞职之故。文曰：
中华民国元年七月十四日，蔡元培既解教育总长之职，客有就而问之者曰；“子何不以国家为前提，而悻悻然必欲辞职也？”答曰：“否，否，我之辞职，正我之不敢不以国家为前提也。”“请言辞职之故。”
自第一次临时政府建设时，我即与于阁员之列。其时，以同盟会派之大总统组织政府于南京，各部总长，自陆军、外交、教育外，皆以非同盟派之负时望者充之，而次长得与阁议，则大率同盟派，故其时直可谓之同盟会政府，而实含有混合内阁之性质。其结果，则凡非同盟派之各部长，始也，偶一到部，偶一列阁议；继也，遂绝迹不至。内务总长以病不视事，尚承认次长有代行之权；司法总长则携印而去，几使部中不能发一公牍；其他最负时望者，或未辞职，或辞职而尚未得请，率逍遥上海，日伺所谓政府之短，而相与訾警之，甚者以通电宣布之，若自忘其为政府之一员者。我于是时已深信异性分子之集合体，决不能有一致进行之效。故于唐君绍仪在北京为组织第二次临时政府之预备时，我即抱一同盟派均不加入之希望，而请自傀（）始，则力辞教育总长，荐范君以自代，其后，受各方面之迫促，不得不出而任事，非本意也。
入北京国务院，院中显分二派。我不欲列举事实，以挑起两派间之恶感。姑抽象而言之，甲派主划清大总统及国务院之权限；而乙派则欲事事奉令承教于大总统。甲派主以国务院为有机之组织；而乙派则常以国务员为单独之行动。甲派主定大计，负责任；而乙派主用阴谋，逞机智。同一谋统一也，甲派主开诚布公，得各方面之同意；而乙派主因利乘便，以一方为牺牲。同一集权中央也，甲派主限制的，而乙派主极端的；甲派主驯致的，而乙派主袭取的。同一借外债也，甲派主欲取姑与，一方面为取给于本国之
筹备；而乙派主为单纯之磋商。其他不同之点，大率如此。
夫以一国务院之中，而有此背道而驰之两派，乌得不机关停滞，万事丛脞。欲救其弊，非去一派而全委其权于对待之一派不可。我等甲派之人，自然以甲派为善；然即使尽去甲派而专任乙派，亦必差胜于甲、乙两派之混合也。乙派之去，非我等所能为役。于是，集甲派之人而商退职，皆承诺。且于甲派尽退后，集乙派中何等人才，可以重行组织，亦皆筹议概略，以备大总统之采用。此六月初旬问事也。既定议，由总理请于大总统，大总统不允，总理不敢强。迁延十余日，葛之问题益多，我等不能复忍，乃相与商议，谓总理以与大总统有三十年之交谊，既不能划权限定大计，又不敢决然去职，我等四人宜先提出辞职书，皆承诺。乃告总理，总理曰：“甚善！公等辞职后，我亦得借此以辞，然银行团之垫款将签押，恐不免受公等辞职之影响，我辈为大局计，宜稍缓，俟垫款签押后，即提出，何如？”佥曰诺。此唐君未辞职以前，我等四人已决定辞职之事实也。
无何，唐君以特别之原因赴天津，始焉请假，终焉解职。总理既解职，其所组织之国务院，当然解散，我等辞职，遂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而无何，大总统挽留之问题起。所谓挽留者，非不必辞职之谓，而实下次再加入国务院之谓也。夫对于我等而询加入下次国务院与否，本新总理之分内事；大总统尚未选定新总理，而先越俎而代之，本为我等所不能承认者，且我等固自有加入与否之条件，决非可空言挽留也。
我等加入与否之条件如何？曰：甲、乙两派同院之害，我等既饫于经验矣；而下次国务院中，必以乙派者占重要之位置，为我等所敢预决，故我等力主不再加入，俾彼等组织一纯粹乙派之国务院，以此提议于同盟会本部之会议，大多数赞成。会员中又有提议者，谓我等不可专持消极主义，如大总统请本会会员组织纯粹之政党内阁，则本会会员不可以不担任，佥曰然。于是又增一积极主义。以此两主义电询各地重要之支部，皆复电赞成。于是，持此消极、积极两主义，以求实现政党内阁之理想，实由我等半年来之经验，及同盟会全体之商榷，确然以国家为前提，熟思审虑而后断定之者。是为吾党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有破坏此条件者，不特吾党之败类，而实民国之罪人也。于是，由同盟派之参议员代表告诸他政党，告诸大总统。而同盟会之所主张，业为全国所公认。
无何，大总统所求同意于参议院，而参议院通过之总理，确非同盟会派。是不啻正告我等以不必加入也，是适合于我等最初提议之条件，我等何为而复加入？
曰：然则外间议论，谓唐君之去以病，故公等之连带去职为无理由者，非欤？曰：非也，观我等去志之决，远在唐君未行之前，可以知之。
曰：外间议论，多以公等之去，为牺牲国家以就党见，亦非欤？曰：亦非也，吾党之所以有此意见，本以国家为前提，熟思审虑而断定之，如前所述。然则我等坚持党见，正我等之以国家为前提也，何牺牲国家之有？
曰：外间纷传，大总统面留公等，曰我代表四万万人留君；而君则亦言元培亦代四万万人辞总统，有之乎？曰：大总统之言，诚然；我之言，则稍有传闻之误。盖大总统此言，所以表明其挽留之意，非由个人之感情，而实代表人民之公意。我答之曰，元培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亦所以表明我等对于大总统而辞职，非想于大总统个人，而实愬于国民全体之代表也。而外间乃传为我亦代表四万万人，我虽不通，亦不至离奇乃尔。
曰：子之对于教育部，则如何？曰：我于教育行政，非所素习。然部中僚友，实有和衷共济之乐，猝然舍去，良用歉然。又如临时教育会议，为半年来所注意之规划，而不能始终其事，尤疚心焉。惟政务一方面既有不可不去之原因，则不能不牺牲事务以就之，盖一部之于一国，其轻重固悬殊也。且吾在教育部，决不敢谓吾所主张者之皆可以实行，而尤希望继我者之所主张，较我为切实也。
曰：教育为今日当务之急，且子在国务院，不过十人中之一人；而在教育部，则独当一面。子于教育部，既无可去之理由，则姑委蛇于国务院，而实行子之所主张于教育部，小诎于彼，而大申于此，不亦可乎？曰：否，否，子之所言，枉尺直寻之说也，孟子舆氏既已辞而辟之。且子亦知吾党之特性何在乎？曰有一定之宗旨，曰有责任心，曰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故吾党不必无执拗粗暴之失德，而决无敷衍依阿之恶习。使托于暧昧之爱国谈，而并此特性而牺牲之，则我等在前清时代，早已徘徊阁部，持万世一系之君主立宪说，以自托于当日之爱国者矣。宁待民国成立以后，而始 然旅进旅退于无方针、无线索之国务院，
以充纸糊台阁之片段乎！
客无以难，于其去也，遂记之以告世之不明始末而妄加评议者。
（《民立报》，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我在国务院中做了几个月尸位的阁员，然在教育部方面，因范君静生及其他诸同事的相助，颇有可以记录的事情。
学部旧设普通教育、专门教育两司，我为提倡补习教育、民众教育起见，于教育部中增设社会教育司，以防致牵涉孔教，特请研究宗教问题之夏君穗卿任司长。不意我与范君离部以后，汪君伯棠代理教育总长时，夏君竟提议社会教育有提倡社会主义的嫌疑，须改名云云，我闻之甚为诧异。
我与范君常持相对的循环论。范君说：“小学没有办好，怎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我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那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那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把两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不过他的兴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罢了。
我那时候，鉴于各省所办的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毕业生进大学时，甚感困难，改为大学预科，附属于大学。又鉴于高等师范学校之科学程度太低，规定逐渐停办，而中学师资以大学毕业生再修教育学的充之（）。又以国立大学太少，规定于北京外，再在南京、汉口、成都、广州各设大学一所。后来我的朋友胡君适之等，对于停办各省高等学堂，发见一个缺点，就是每一省会，没有一种吸集学者的机关，使各省文化进步较缓。这个缺点，直到后来各省竞设大学时，才算补救过来。
清季的学制，于大学上有一通儒院，为大学毕业生研究之所。我于《大学令》中改名为大学院，即在大学中分设各种研究所，并规定大学高级生必须入所研究，俟所研究问题解决后，始能毕业（），但是各大学未易实行。北京大学曾设一国学研究所，清华、交通等大学继之，最近始由教育部规定各国立大学所应设之科目。
清季学制，大学中仿各国神学科的例，于文科外，又设经科。我以为十四经中，如《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已入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系，无再设经科的必要，废止之。
我认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要偏重文理两科。所以于《大学令》中规定：设法、商等科而不设文科者，不得为大学；设医、工、农等科而不设理科者，亦不得为大学。但此制未曾实行。而我于任北大校长时，又觉得文理二科之划分甚为勉强，一则科学中如地理、心理等等，兼涉文理；二则习文科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所以北大的编制，但分十四系，废止文、理、法等科别。
我长教育部的时候，兰普来西氏曾来一函，请教育部派（）生二人，往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相助。我已于部中规定公费额二名，备择人派往。人选未定，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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