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是也。近人《乘光舍笔记》，谓“书中女人皆指汉人，男人皆指满人，以宝玉曾云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也”，尤与鄙见相合。佐之札记，专以阐证本事，于所不知，则阙之。
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清制：满人不得为状元，防其同化于汉。《东华录》：“顺治十八年六月，谕吏部：世祖遗诏云，纪纲法度，渐习汉俗，于醇朴旧制，日有更张。”又云：“康熙十五年十月，议政王大臣等议准礼部奏，朝廷定鼎以来，虽文武并用，然八旗子弟，尤以武备为急，恐专心习文，以致武备废弛，见今已将每佐领下子弟一名，准在监肄业，亦自足用。除见在生员举人进士录用外，嗣后请将旗下子弟考试生员举人进士，暂令停止。从之。”是知当时清帝虽躬修文学，且创开博学鸿词科，实专以笼络汉人，初不愿满人渐染汉俗。其后雍、乾诸朝亦时时申诫之。故第十九回：“袭人劝宝玉道：‘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与那爱红的毛病儿。’”又“黛玉见宝玉腮上血渍，询知为淘漉胭脂膏子所溅，谓为带出幌子，吹到舅舅耳里，使大家不干净惹气。”皆此意。宝玉在大观园中，所居曰怡红院，即爱红之义。所谓曹雪芹于悼红轩中增删本书，则吊明之义也。本书有《红楼梦曲》，以此。书中序事托为石头所记，故名《石头记》。其实因金陵亦曰石头城而名之。余国柱（）被参，以其在江宁置产营利，与协理宁国府，历劫返金陵等同意也。又曰《情僧录》及《风月宝鉴》者，或就表面命名，或以情字影清字；又以古人有清风明月语，以风月影明清，亦未可知也。
《中国伦理学史》，虽仍用日本远藤隆吉氏《支那思想史》之三时期分叙法，叙述的材料亦多取给于此书，而详其所略，略其所详的却不少。其中如六朝人的人生观与清代黄梨洲、戴东原、俞理初三氏之编入，为我最注意之点。
《哲学概论》，以几本德国哲学家的门径书为蓝本，而据《韩非子》解老子“道”与“理”之界说，说哲学在吾国本应名为道学。又说明古代只有宗教，凡后来哲学、科学之任务，皆包于其中。其后哲学独立，科学尚包于哲学之中，而宗教之范围特别减缩。及科学次第独立，而哲学的范围亦渐渐减缩。又说哲学有科学的与超科学的之别。每一种科学的，如数理哲学之类是；有包括自然科学的，如自然哲学是；有包含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如斯宾塞尔综合哲学原理、孔德实证哲学是。至于超科学的哲学，则所谓形而上学者是。又关于美学一方面，特别注意，亦受德国学派的影响。
民国五年，帝政取消，袁世凯死，范君静生任教育部（）长，电促我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我遂偕眷属于冬间回国。到上海后，有多数友人劝不可就职，说北大太腐败，恐整顿不了，反把自己的名誉毁掉了。也有少数劝驾的，说腐败的总要有人整顿，不妨试一试。我从少数友人的劝，往北京。
北京大学，在清季本名京师大学堂，分设仕学、师范等馆，所收的学生，都是京官。后来虽逐渐演变，而官僚的习气不能洗尽。学生对于专任的教员不甚欢迎，较为认真的，且被反对。独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别欢迎，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亦不讨厌，因有此师生关系，毕业后可为奥援。所以学生于讲堂上领受讲义及当学期、学年考试时要求题目范围特别预备外，对于学术并没有何等兴会。讲堂以外，又没有高尚的娱乐与自动的组织，遂不得不于学校以外，竞为不正当的消遣，这就是腐败的总因。我于第一次对学生演说时，即揭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云云。于是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求学问的兴会；提倡进德会，以挽奔竞及游荡的旧习；助成体育会、音乐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以供正当的消遣；助成消费公社、学生银行、校役夜班、平民学校、平民讲演团与《新潮》等杂志，以发扬学生自动的精神，养成服务社会的能力。
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先生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全文如下：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本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必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 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光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 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营营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志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 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为诸君求学之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勖，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己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辩，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我到北大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四科及预科。设备都不完全，而又无增加经费的希望，于是提议，并工科于北洋大学之工科，而以所省经费供其他各科增加设备之需要，为教育部及北洋大学所赞同而实行之。
一九一七年二月五日，先生接受《大公报》访问，谈及相应之教育观点，全文如下：
教育界之注意点。余自欧归国，友人多为余言江浙两省普通教育过于普通，各校学生因无特别技能无法谋生，遂多随便觅事，今后须于职业教育特加注意，俾学校教育可与社会需要适合，其言甚中。今日教育界之弊害，惟以余之见，如于中学普通科参入职业科目，仍嫌凌杂，而难得实益，莫如多设与高等小学或中学同等之农工学校，俾无力升学急图谋生之青年，受职业教育有技能之修养也。职业教育以上更有二事为教育界所万不可忽者，一为养成学生自动的研究学术之兴趣，一为提倡其对于自然界或人造物之美感。盖彼既于学术有兴趣，则毕业之后必可随所嗜好之职业就之，不致任便就业，或时作改弦易辙之思，起种种非分之妄想。既有高尚之美感，则职业以外，更有精神上之慰安，不致厌倦之感，而世间种种烦恼皆可打破之，故此事者，今日教育界最大之急务也。
欧洲战争之观察。国人对于欧战有最易误解者二事，即德国历久不敝，终必得胜，与夫今后弱小之国，非大张军备无以自存是也。以余所见，则殊不然，此次欧战原因在德自不待言，盖德国准备军实，处心积虑已数十年，是德国可谓为军国主义之代表。法国以保护弱小诸国为怀，早年大革命之战争，乃为个人争人权，此次之大战争，则系为弱国争人权，是法国可谓为人道主义之代表。今兹之战虽参与者不下十国，而其实则德与法战耳。军国主义与人道主义之战耳。从多助与寡助上观察，德之败也必矣。夫战争之祸欧洲人固久已厌之，前岁大战争未开始，前数日欧洲社会党曾开大会，决议由工人全体罢工，以阻战祸，乃他国社会党代表均已签名，而德国社会党畏国法之威，心虽赞同，不敢签字，遂卒不免于此次之大劫。设使当时各国工人实行罢工，则战事从何实现。德国自经此次战劫，甚至国内购用食物亦受严法之制限，其人民固已创巨痛深，战事终结后反对军备之声必勃然而起。使今后各国但将社会改良各为社会的联络，则以后虽有抱持军国主义者，亦莫由行其野心。吾人观于此等趋势，故甚不愿吾国扩张军备，以召世界之注目，务宜从改革社会、普及教育、振兴实业上入手，但使我国不起排外之思想，则瓜分之祸不足虑也。
对于大学之计划。大学生向来最大之误解，即系错认大学为科举进阶之变象，故现在首当矫正者即是此弊，务使学生了解于大学乃研究学术之机关，进大学者乃为终其身于讲学事业。学生如此，教授亦如此，盖大学教授须一面教人，一面自家研究也。因此之故，拟竭力办理文理两科，完全其科目，因此两科乃法工农医诸科，原理原则所由出，而入是两科者，又大抵为纯粹讲学而来，既不想做官，亦不想办大实业也。今后预科年限拟缩短，而别设研究科，惟恐学生入大学者，其学力不能衔接，故预科改为一年或两年尚待斟酌。要之预科如两年，则研究科为一年，预科如一年，则研究科为两年。总尽现行之六年毕业制度支配。兹后预科收取学生，拟概从严格。惟近年因政潮不定，经费竭蹶，地方学务殊形退化，于招考大学学生殊多困难也。
教学上的整顿，自文科始。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理科自李仲揆、丁巽甫、王抚五、颜任光、李润章诸君来任教授后，内容始以渐充实。北大旧日的法科本最离奇，因本国尚无成文之公、私法，乃讲外国法，分为三组：一曰德日法，习德文、日文的听讲；二曰英国法，习英文的听讲；三曰法国法，习法文的听讲。我深不以为然，主张授比较法。而那时教员中，能授比较法的，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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