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而立之谓。其托颜回，托叶公子高之问难孔子，陈以接人处世之道，则庄周亦未尝不近人情，而忤孔子。乃世士不能博辨，为千载以上之庄周，竟咆哮为千载以下之桓魋，抑何其可笑也！
且天下惟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若《水浒》、《红楼》，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不知《水浒》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篇》，《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若化古子之言为白话演说，亦未尝不是。按《说文》，演，长流也，亦有延之、广之之义。法当以短演长，不能以古子之长演为白话之短。且使人读古子者，须读其原书耶，抑凭讲师之二三语即算为古子？若读原书，则又不能全废古文矣。矧于古子之外，尚以说文讲授。《说文》之学，非俗书也，当参以古籀，证以钟鼎之文，试思用籀篆可化为白话耶？果以籀篆之文，杂之白话之中，是引汉、唐之环、燕与村妇谈心，陈商、周之俎豆，为野老聚饮，类乎不类？弟闽人也，南蛮 舌，亦愿习中原之语言。脱授我者不以中原之语言，仍令我为 舌之闽语，可乎？盖存国粹而授《说文》，可也，以《说文》为客，以白话为主，不可也。
乃近来尤有所谓新道德者，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此语曾一见之随园文中。仆方以为儗不于伦，斥袁枚为狂谬，不图竟有用为讲学者。人头畜鸣，辩不屑辩，置之可也。彼又云：“武曌为圣王，卓文君为名媛。”此亦拾李卓吾之余唾。卓吾有禽兽行，故发是言。李穆堂又拾其余唾，尊严嵩为忠臣。今试问二李之名，学生能举之否？同为埃灭，何苦增兹口舌？可悲也。大凡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方有率由无弊。若凭位分势利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则惟穆罕默德左执刀而右传教，始可如其愿望。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
况天下溺矣，藩镇之祸，迩在眉睫，而又成为南北美之争。我公为南士所推，宜痛哭流涕，助成和局，使民生有所苏息；乃以清风亮节之躬，而使议者纷纷集，甚为我公惜之。
此书上后，可以不必示复，惟静盼好音，为国民端其趣向，故人老悖，甚有幸焉。愚直之言，万死，万死。
林纾顿首
附二：《公言报》：《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
北京大学之新旧学派……两种杂志之对抗……第三者之调停派学说……三者以外之学者议论……林琴南致蔡鹤卿书
北京近日教育虽不甚发达，而大学教师各人所鼓吹之各种学说，则五花八门，颇有足记者。
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孑民氏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变，尤以文科为甚。
文科学长陈独秀氏，以新派首领自居，平昔主张新文学甚力。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学生闻风兴起，服膺师说，张大其辞者，亦不乏人。其主张，以为文学须顺应世界思潮之趋势。若吾中国历代相传者，乃为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应根本推翻。代以平民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此文学革命之主旨也。自胡适氏主讲文科哲学门后，旗鼓大张，新文学之思潮，亦澎湃而不可遏。既前后抒其议论于《新青年》杂志；而于其所教授之哲学讲义，亦且改用白话文体裁；近又由其同派之学生，组织一种杂志曰《新潮》者，以张皇其学说。《新潮》之外，更有《每周评论》之印刷物发行。其思想议论之所及，不仅反对旧派文学，冀收摧残廓清之功。即于社会所传留之思想，亦直接间接发见其不适合之点，而加以抨击。盖以人类社会之组织，与文学本有密切之关系，人类之思想，更为文学实质之所存，既反对旧文学，自不能不反对旧思想也。
顾同时与之对峙者，有旧文学一派。旧派中以刘师培氏为之首，其他如黄侃、马叙伦等，则与刘氏结合，互为声援者也。加以国史馆之耆老先生，如屠敬山、张相文之流，亦复深表同情于刘、黄。刘、黄之学，以研究音韵、说文、训诂为一切学问之根，以综博考据讲究古代接迹汉代经史之轨，文章则重视八代而轻唐宋，目介甫、子瞻为浅陋寡学。其于清代所谓桐城派之古文家，则深致不满，谓彼辈学无所根，而徒斤斤于声调。更借文以载道之说，假义理为文章之面具，殊不值通人一笑。从前大学讲坛，为桐城派古文家所占领者，迄入民国，章太炎学派代之以兴。在姚叔节、林琴南辈，目击刘、黄诸后生之皋比坐拥，已不免有文艺衰微之感。然若视新文学派之所主张，更当认为怪诞不经，似为其祸之及于人群，直无异于洪水猛兽。转顾太炎新派，反若涂轨之犹能接近矣。顷者刘、黄诸氏以陈、胡等与学生结合，有种种印刷物发行也，乃亦组织一种杂志，曰《国故》。组织之名义，出于学生，而主笔政之健将，教员实居其多数。盖学生中固亦分旧、新两派，而各主其师说者也。二派杂志，旗鼓相当，互相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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