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自述 - 自写年谱

作者: 蔡元培57,838】字 目 录

面保全学生,一面又不令政府为难,如此始可以保全大学,在我可谓心安理得矣。”

友曰:“君能保此后学生对于外交问题不再有何等运动乎?”蔡君曰:“是或难免。然我在七、八等日,已屡与学生之干事部说过,大意谓:‘学生爱国之表示,在四日已淋漓尽致,无可复加。此后可安心用功,让一般国民积极进行。若学生中实有迫於爱国之热诚,情不自已者,不妨於校外以国民之资格自由参加,万不可再用学生名义,尤不可再以学校为集会之机关。’我希望学生尚忆吾言也。”()

即赴杭州,寓从弟国亲家,后又借寓西湖杨庄,满拟于读书之暇,徜徉湖山。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五日,先生发表宣言,公开宣称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其文如下:

()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作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甚而小到法科暂省学长的问题,附设中学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去么?

()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谨谢不敏了。

附:爱蔡孑民者启

右宣言闻尚是蔡君初出京时所草,到上海后,本拟即行宣布,后因北京挽留之电,有友人劝其婉复,免致以个人去留问题与学生所争政治问题,永结不解之缘,故有以有条件的允任维持之电,后来又有卧病不行之电,均未将真意说出。闻其意,无论如何,决不回校也。鄙人抄得此宣言书,觉与北京各报所载启事,及津浦车站告友之言,均相符合,必是蔡君本意。个人意志自由,本不可以多数压制之,且为社会上留此一个干净人,使不与政治问题发生关系,亦是好事。故特为宣布,以备挽留蔡君者之参考焉。

爱蔡孑民者启

复使其弟刊登谢绝来访启事一则:

孑民家兄回里以后,胃疾时发,近日病势忽增,神经非常衰弱。医友切嘱,非屏绝外缘,静养半年,恐难复原。现正紧要关头,不许见客,亦不许传阅函电,因而到浙访问者,均不免徒劳往返;一切函件,亦均不能即有答复。特代声明,请求原谅。

《蔡元培日记》本日亦记曰:“为谷弟拟一广告”,“登报时稍有改变”。

奈北大纠纷未已,代表迭来,函电纷至,非迫我()京不可。经多次磋商,乃于七月十四日,与蒋君梦麟面商,请其代表到校办事。

《蔡元培日记》本日有记云:“偕梦麟游花坞,遇雨。梦麟、尔和在此晚餐,决请梦麟代表至校办事。”()

蒋君于十六日赴北京。

蒋梦麟回京后,先生于七月二十三日刊登“请蒋梦麟代理北大校务”启事。其文云:

本校教职员诸君公鉴:

元培因各方面督促,不能不回校任事。惟胃病未寥,一时不能到京。今请蒋梦麟教授代表,已以公事图章交与蒋教授。嗣后一切公牍,均由蒋教授代为签行。校中事务,请诸君均与蒋教授接洽办理。特此奉布,并颂

公绥蔡元培谨启(《北京大学校刊》,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同日,先生发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全文如下:

北京大学学生诸君并请全国学生联合会诸君公鉴:

()诸君自五月四日以来,为唤醒全国国民爱国心起见,不惜牺牲神圣之学术,以从事于救国之运动。全国国民,既动于诸君之热诚,而不敢自外,急起直追,各尽其一分子之责任。即当局亦了然于爱国心之可以救国,而容纳国民之要求。在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社会上感于诸君唤醒之力,不能为筌蹄之忘,于是开会发电,无在不愿与诸君为连带之关系,此人情之常,无可非难。然诸君自身,岂亦愿永羁于此等连带关系之中,而忘其所牺牲之重任乎?

世界进化,实由分功,凡事之成,必资预备。即以提倡国货而言,贩卖固其要务,然必有制造货品之工厂,与培植原料之农场,以开其源。若驱工厂农场之人材,而悉从事于贩卖,其破产也,可立而待。诸君自思,在培植制造时代乎?抑在贩卖时代乎?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其言教育也,始而专门技术,继而普通学校,最后乃始知纯粹科学之必要。吾国人口号四万万,当此教育万能、科学万能时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受纯粹科学教育者,万分之几。诸君以环境之适宜,而有受教育之机会,且有研究纯粹科学之机会,所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之乎?

抑诸君或以唤醒同胞之任务,尚未可认为完成,不能不再为若干日之经营,此亦非无理由。然以仆之观察,一时之唤醒,技止此矣,无可复加。若令为永久之觉醒,则非有以扩充其知识,高尚其志趣,纯洁其品性,必难幸致。自大学之平民讲演,夜班教授,以至于小学之童子军,及其他学生界种种对于社会之服务,固常为一般国民之知识,若志趣,若品性,各有所尽力矣。苟能应机扩充,持久不怠,影响所及,未可限量。而其要点,尤在注意自己之知识,若志趣,若品性,使有左右逢源之学力,而养成模范人物之资格,则推寻本始,仍不能不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也。

且政治问题,因缘复杂,今日见一问题,以为至重要矣,进而求之,犹有重要于此者。自甲而乙,又自乙而丙丁,以至癸子等等,互相关联。故政客生涯,死而后已。今诸君有见于甲乙之相联,以为毕甲不足,毕乙而后可,岂知乙以下之相联而起者,曾无已时。若与之上下驰逐,则夸父逐日,愚公移山,永无踌躇满志之一日,可以断言。此次世界大战,德法诸国,均有存亡关系,罄全国胜兵之人,为最后之奋斗,平日男子职业,大多数已由妇女补充,而自小学以至于大学,维持如故。学生已及兵役年限者,间或提前数月毕业,而未闻全国学生,均告奋勇,舍其学业,而从事于军队,若职业之补充,岂彼等爱国心不及诸君耶?愿诸君思之。

仆自出京,预备杜门译书,重以卧病,遂屏外缘。乃近有“恢复五四以前教育原状”之呼声,各方面遂纷加责备,迫以复出,仆遂不能不加以考虑。夫所谓“教育原状”者,宁有外于诸君专研学术之状况乎?使诸君果已抱有恢复原状之决心,则往者不谏,来者可追,仆为教育前途起见,虽力疾从公,亦义不容辞。读诸君十日三电,均以“力学报国”为言,勤勤恳恳,实获我心。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诸君与仆等,当共负其责焉。()

(《北京大学日刊》,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又经函电商讨,我直至九月十日启行,十二日到北京,重进北大。

我回北大后,于教职员及学生欢迎会中声明,略谓:“五月间为国权问题而运动,牺牲学业,尚算值得。后来为校长问题,又纷扰了一两个月,实为可惜。德国的大学,每年换一校长,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的教授轮值,从来不生问题。我们鉴于此次校长问题的纠纷,也要做到教授治校的方式。拟设评议会,由各系教授推出评议员组织之。”这就是北大评议会的缘起。

九年,西历一九二〇年,我五十四岁。

暑假中,湖南学者周鲠生、杨端六诸君乘杜威留京、罗素新自英来的机会,发起长沙讲演会,北京各校著名的教授都被邀,我也参与。那时谭君组庵任湖南省长,招待我们。我讲了四次,都是关乎美学的,我曾把演()稿整理一过,载在《北京大学日刊》。

这时候,张作霖、曹崐()等深不以我为然,尤对于北大男女同学一点,引为口实。李君石曾为缓和此种摩擦起见,运动政府,派我往欧美考察大学教授及学术研究机关状况。适罗君钧任正由政府派往欧美考察司法情形,遂约定同行。遂于十一月下旬赴上海,乘一法国邮船于十二月下旬到法国。

十年,西历一九二一年,我五十五岁。

一月,我方从法国到瑞士日内瓦,接蒋梦麟、谭仲逵二君电,痛悉黄夫人仲玉已于一月一日去世,哀哉!溯我从湖南回北京的时候,夫人已病,延法国医生诊疗,渐瘥,并为我整理行装。我行后,在船中曾以无线电询病状,亦得“渐瘥”的复电,不意到欧不数日而得此恶耗,我心甚痛,作祭文一首。

一九二一年一月九日,先生作《祭亡妻黄仲玉文》,最初铅印一单张,在北京举行的黄仲玉夫人追悼会上发送,后发表于《北京大学日刊》一九二一年三月七日。此后,全国中学通用之国文教科书中,多选为教材。其文如下:

呜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与我结婚以来,才二十年,累汝以儿女,累汝以家计,累汝以国内、国外之奔走,累汝以贫困,累汝以忧患,使汝善画、善书、为美术工艺之天才,竟不能无限发展,而且积劳成疾,以不得尽汝之天年。呜呼!我之负汝何如耶!

我与汝结婚之后,屡与汝别,留青岛三阅月,留北京译学馆半年,留德意志四年,革命以后,留南京及北京九阅月,前年留杭县四阅月,加以其他短期之旅行,二十年中,与汝欢聚者不过十二三年耳。呜呼!孰意汝舍我如是其速耶!

凡我与汝别,汝往往大病,然不久即愈。我此次往湖南而汝病,我归汝病剧,及汝病渐痊,医生谓不日可以康复,我始敢放胆而为此长期之旅行。岂意我别汝而汝病转剧,以至于死,而我竟不得与汝一诀耶!

我将往湖南,汝恐我不及再回北京,先为我料理行装,一切完备。我今所服用者,何一非汝所采购,汝所整理!处处触目伤心,我其何以堪耶!

汝孝于亲,睦于弟妹,慈于子女。我不知汝临终时,一念及汝死后老父、老母之悲切,弟妹之伤悼,稚女、幼儿之哀痛,汝心其何以堪耶!

汝时时在纷华靡丽之场,内之若上海及北京,外之若柏林及巴黎,我间欲为汝购置稍稍入时之衣饰,偕往普通娱乐之场所,而汝辄不愿。对于北京妇女以酒食赌博相征逐,或假公益之名以骛声气而因缘为利者,尤慎避之,不敢与往来。常克勤克俭以养我之廉,以端正子女之习惯。呜呼!我之感汝何如,而竟不得一当以报汝耶!

汝爱我以德,无微不至。对于我之饮食、起居、疾痛、疴痒,时时悬念,所不待言。对于我所信仰之主义,我所信任之朋友,或所见不与我同,常加规劝;我或不能领受,以至与汝争论;我事后辄非常悔恨,以为何不稍稍忍耐,以免伤汝之心。呜呼!而今而后,再欲闻汝之规劝而不可得矣,我惟有时时铭记汝往日之言以自检耳。

汝病剧时,劝我按预约之期以行,而我不肯。汝自料不免于死,常祈速死,以免误我之行期。我当时认为此不过病中愤感之谈,及汝小愈,则亦置之。呜呼!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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