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政府之对于此自治团体，只能照约法所规定而行其训政之权。俟全国平定之后六年，各县之已达完全自治者，皆得选举代表一人，组织国民大会，以制定五权宪法。以五院制为中央政府：一曰行政院，二曰立法院，三曰司法院，四曰考试院，五曰监察院。宪法制定之后，由各县人民投票选举总统以组织行政院；选举代议士以组织立法院。其余三院之院长，由总统得立法院之同意而委任之，但不对总统、立法院负责，而五院皆对于国民大会负责。各院人员失职，由监察院向国民大会弹劾之；而监察院人员失职，则国民大会自行弹劾而罢黜之。国民大会职权，专司宪法之修改，及制裁公仆之失职。国民大会及五院职员，与夫全国大小官吏，其资格皆由考试院定之。此五权宪法也。宪法制定，总统、议员举出后，革命政府当归政于民选之总统，而训政时期，于以告终。
第三为建设完成时期，拟在此时期施行宪政。此时一县之自治团体，当实行直接民权。人民对于本县之政治，当有普通选举之权，创制之权，复决之权，罢官之权。而对于一国政治，除选举权之外，其余之同等权，则付托于国民大会之代表以行之。此宪政时期，即建设告竣之时，而革命收功之日。此革命方略之大要也。曾于民元前一年广州之役节要宣布之。
其后革命实现，受各方面之牵制，卒未能建设革命政府，先生不能不取“藏器待时”之态度，以待机会。一方面徇袁世凯之请，任全国铁路督办；一方面允会员宋教仁之请，吸收政见较为接近之小党，改组革命同盟会，而名为国民党，先生被举为国民党总理。是时，国民党在议会中，占大多数，教仁欲利用之，以制裁世凯。世凯暗杀教仁，国民咸抱不平。先生以为此一机会也，乃主张起师讨世凯，其后义师屡败，而议院中国民党员悉被世凯违法而斥逐。于是先生赴日本，又选国民党中急进派，组织中华革命党。四年，世凯谋复帝制，先生遣党员赴各省，起师讨世凯。世凯死，国民党议员复职，先生回上海。
六年，段祺瑞政府解散议院，先生以为此又一机会也，赴广东组织军政府，被举为大元帅。七年，军政府改组，被举为总裁。八年，辞职。十年，被举为军政府大总统。十一年，部下一部分军队哗变，先生赴上海。十二年，党军恢复广州，先生又赴广东，组织大元帅府，被举为大元帅。
先生以己之政见，在军阀中，最不肯了解者为曹锟、吴佩孚一派，故不能不先认曹、吴一派为惟一之敌党。而其他如段祺瑞、张作霖辈，虽了解之程度亦不甚高，而同有嫉视曹、吴之意见，则对于攻击曹、吴之举，正不妨与之合作也。是以有联段、联张之主张。
先生又以国内各小党中，与民生主义较为接近者，惟共产党，而共产党员又有一部分同时为国民党党员，故有改组国民党而收入共产党之举。
先生又以国际上列强与中国所订之种种不平等条约，最为民生主义进行之障碍；而首先声明取消者为俄国，不能不认俄国为惟一之友。而且俄国故领袖列宁所创立之苏维埃制度及各种施行程序，与先生所主张训政时期之设施，极相类似；而列宁个人坚强之意志，牺牲之精神，又适与先生相等，故先生尤引列宁为惟一之友。
凡此等经历，皆特有一部分之理由，而先生平日所抱之政见，超然如故，固并不受其牵制也。
先生一生之精力及时间，虽大半消费于革命运动之中，然有暇则读书，自奉颇简素，而有钱则用以购书，故于新时代科学家之理论，类皆能去其糟粕而撷其精英，更以己意融会之，以证成其特有之主义。读所著《建国方略》、《三民主义》、《孙文学说》及其他讲演集，可以知其概略。
自十二年间，曹锟以贿得总统，吴佩孚更凭借中央政府权力，实行其武力统一之计画；最近因冯玉祥之反戈，与段祺瑞、张作霖之协力，而曹、吴失败，祺瑞被推为执政。先生应祺瑞之请，取道日本而至北京。洞见祺瑞一派无建设革命政府之能力，不得已而思其次，力主国民会议；而段派又不能用，必先举行其所谓善后会议，以敷衍实力派；先生乃宣告本党党员表示不合作之意见。先生与他党联合之程度，大率如是。其与共产党及苏俄，亦非一切苟同，可推而知矣。
先生夙有肝疾，到北京，疾转剧，历经名医手，均无效，竟于本年三月十一日去世。年六十有一。遗嘱国民。全国无智愚，无新旧，罔不痛悼！北京及各省以至流寓他国之华人，举行追悼会者，不可胜数。各国报纸，属左党者，固推服无异词。即属右党者，虽于其政见，或不无微词，而要皆公认为中国最有关系之人物。其生也荣，其死也哀，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未之有也。
先生初娶陈夫人，有一子二女。子科，在美国研究市政，曾任广州市政厅长。长女适戴恩赛，次未嫁而殇。先生于民元三年与陈夫人离婚，续娶宋夫人庆龄。遗嘱处置家事曰：“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余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呜呼，一生尽瘁国事，可以矜式国人矣！
（蔡元培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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