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各报。
唐少川君在北京拟南北混合内阁名单，仍以教育总长属孑民，而孑民力持不可，荐范静生君自代，已定矣。范君时适在南京，闻讯，即行，并言决不承认。而外间不知因由者，且谓中山怪孑民不能迎袁来南，故褫其职。于是唐君仍商于孑民，孑民不能不承认矣。混合内阁中，总理已入同盟会，其他阁员，则自司法、教育、农林、工商四部外，皆非同盟会员也。同盟会员主用内阁制，以为事事皆当取决于国务院；而非同盟会员，主用总统制，以为事事须承旨于总统。于是最当冲之财政、军政大问题，皆直接由总统府处理，并不报告于国务会议。孑民愤然，谓不能任此伴食之阁员，乃邀王亮畴、宋遯初、王儒堂三君密议，谓宜辞职，尽由彼等组织一纯粹非同盟会之内阁，均赞成，乃以四人之公意告唐少川君，唐亦赞成。其后，唐君辞职，孑民等虽备受挽留，决不反顾。人或疑其何以固执若此，不知彼等已早有成约，且孑民为倡议人，决无唐去而独留之理也。孑民有宣言一篇，当时各报均载之。
孑民在教育总长任，于普遍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外，特设社会教育司，以为必有极广之社会教育，而后无人无时不可以受教育，乃可谓教育普及。又改大学之八科为七科，以经科并入文科，谓《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门，《诗》、《尔雅》已入文学门，《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门，无庸别为一科。又以大学为研究学理之机关，宜特别注重文、理两科，设法、商等科而不设文科者，不得为大学；设医、工、农等科而不设理科者，亦不得为大学云。
民国元年夏，孑民既辞职，遂偕眷属再赴德国，仍至来比锡，仍在大学听讲，并在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二年夏，得上海电，以宋案促归国，遂归。奔走调停，亦无效果，卒有赣、宁之战。是年秋，孑民复偕眷属赴法国，住巴黎近郊一年。欧战开始，遂迁居法国西南境，于习法语外，编书，且助李石曾、汪精卫诸君办理留法俭学会，组织华法教育会，不能如留德时之专一矣。
在法，与李、汪诸君初拟出《民德报》，后又拟出《学风杂志》，均不果。其时编《哲学大纲》一册。多采取德国哲学家之言，惟于宗教思想一节，谓“真正之宗教，不过信仰心。所信仰之对象，随哲学之进化而改变，亦即因各人哲学观念之程度而不同。是谓信仰自由。凡现在有仪式有信条之宗教，将来必被淘汰”。是孑民自创之说也。
孑民深信徐时栋君所谓《石头记》中十二金钗，皆明珠食客之说。随时考检，颇有所得。是时应《小说月报》之要求，整理旧稿，为《石头记索隐》一册，附月报分期印之，后又印为单行本。然此后尚有继续考出者，于再版、三版时，均未及增入也。
其时又欲编《欧洲美学丛述》，已成《康德美学术（）》一卷，未印。编《欧洲美术小史》，成《赖斐尔》一卷，已在《东方杂志》印行。
为华工学校编修身讲义数十首（），《旅欧杂志》中次第印行。
五年秋，孑民在法，得教育部电，促返国，任北京大学校长。遂于冬间回国。六年一月，始任事于北京大学。其时北京大学学生，颇为社会所菲薄。孑民推求其故，以为由学生之入大学，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故对于教员之专任者，不甚欢迎。其稍稍认真者，且反对之。独于行政、司法界官吏之兼任者，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而学生特别欢迎之，以为有此师生关系，可为毕业后奥援也。故于讲堂上领受讲义，及当学期、学年考试时，要求题目范围特别预备外，对于学理，毫无兴会。而讲堂以外，又无高尚之娱乐与学生自动之组织。故学生不得不于学校以外，竞为不正当之消遣。此人格所由堕落也。乃于第一日对学生演说时，即揭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云云。于是推广进德会，以挽奔竞及游荡之习。并延积学之教授，提倡研究学问之兴会。助成体育会、音乐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等，以供正当之消遣。助成消费公社、学生银行、校役夜班、平民讲演团等，及《新潮》等杂志，以发扬学生自动之精神，而引起其服务社会之习惯。从前大学预科，自为组织，不求与本科第一年相衔接。于是第一步，解散独立组织，使分隶各科。第二步，改为预科二年，本科四年，合六年课程，通盘计画，不使复重。
理科之门类既未全，设备亦甚单简，教室、实验室又无可扩张。而工科所设之门，与北洋大学全同。同为国立大学，京、津相去又近，无取重设。于是商之教育部及北洋大学，以工科归并北洋，而以北洋之法科归并北京。得以所省工科之地位及经费，供扩张理科之用。
旧有商科，毫无设备，而讲授普通商业学。于是第一步，并入法科，为商业学门。第二步，则并商业门亦截止，而议由教育部别设完备之商科大学。
孑民之意，以为大学实止须文理科，以其专研学理也。而其他医、工、农、法诸科，皆为应用起见，皆偏于术，可仿德国理、工、农、商高等学校之制，而谓之高等学校。其年限及毕业生资格，皆可与大学齐等。惟社会上，已有大学医科、大学工科之习惯，改之则必启争端。故提议文理科为本科大学。以医、工、农、法、商为分科大学。所谓分科者，以其可独立而为医科大学、工科大学等，非如文理科必须并设也（）又现行之专门学校四年制，于适当时期截止。因日本并设各科大学与专门两种，流弊已见，我国不必蹈其覆辙也。在校务讨论会通过，教育部则承认此制，而不用本科、分科之名。
孑民又发见文理分科之流弊，即文科之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则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乃文科学生，因与理科隔绝之故，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疏。理科各学，均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之归宿，乃理科学生，以与文科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又有几种哲学，竟不能以文理分者，如地理学，包有地质、社会等学理。人类学，包有生物、心理、社会等学理。心理学，素隶于哲学，而应用物理、生理的仪器及方法。进化学，为现代哲学之中枢，而以地质学、生物学为根底。彼此交错之处甚多。故提议沟通文理，合为一科。经专门以上学校会议、及教育调查会之赞成，由北京大学试办。
又发现年级制之流弊，使锐进者无可见长。而留级者每因数种课程之不及格，须全部复习，兴味毫无，遂有在教室中瞌睡、偷阅他书及时时旷课之弊。而其弊又传染于同学。适教员中有自美国回者，力言美国学校单位制之善。遂提议改年级制为单位制，亦经专门以上学校会议通过，由北京大学试办。
右皆孑民长北京大学博采众议励行革新之荦荦大端也。
国史馆停办后，仿各国例，附入北京大学史学门。孑民所规画者，分设征集、纂辑两股。纂辑股又分通史、民国史两类。通史先从长编及辞典入手。长编又分政治史及文明史两部。政治史，先编记事本末及书志，以时代为次，分期任编，凡各书有异同者，悉依原文采录之，如马骕绎史之例。俟长编竣事，乃付专门史学家，以一手修之为通史，而长编则亦将印行以备考也。文明史长编，分科学、哲学、文学、美术、宗教等部，分部任编，亦将俟编竣，而由文明史家一手编定之。辞典，分地名、人名、官名、器物、方言等，先正史，次杂史，以次及于各书，分书辑录，一见，再见，见第几卷第几叶，皆记之。每一书辑录竞，则先整理之为本书检目。俟各书辑录俱竣，乃编为辞典云。两年以来，所征集之材料及纂辑之稿，已粲然可观矣。
孑民以大学为囊括大典包罗众家之学府，无论何种学派，苟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兼容并包，听其自由发展，曾于《北京大学月刊》之发刊词中详言之。然中国素无思想自由之习惯，每好以己派压制他派，执持成见，加酿嘲辞，遂有林琴南君诘问之函，孑民据理答之。其往复之函，具见各报，国人自有公评也。
孑民最不赞成中国合食之法，而亦不赞成西洋菜。以为烹饪之法，中国最为进步，惟改合食为分食可矣。于管理爱国女学校时，于办绍兴学务公所时，于长教育部时，皆提倡之。于北京大学，特备西洋食具，宴外宾时，均用中国酒菜。
孑民最不喜坐轿，以为以人舁人，既不人道，且以两人或三、四人代一人之步，亦太不经济也。人力车较为经济矣，然目视其伛偻喘汗之状，实大不忍。故有船则乘船，有公车则乘公车。彼以为脚踏车及摩托车，最文明。必不得已而思其次，则马车。以两人一马代步，而可容三、四人，较轿为经济。能不竭马力，亦尚留爱物地步。其不得已而乘人力车，则先问需钱若干，到则付之，从不与之计较也。
孑民于应用文，极端赞成用国语。对于美术文，则以为新旧体均有美学上价值。新文学，如西洋之建筑、雕刻、图画，随科学、哲学而进化。旧文学，注重于音调之配置，字句之排比，则如音乐，如舞蹈，如图案，如中国之绘画，亦不得谓之非美术也。
孑民对于欧战之观察，谓国民实力，不外科学、美术之结果。又谓此战为强权论与互助论之竞争。同盟方面，代表强权论。协约方面，代表互助论。最后之胜利，必归互助论。曾于浙江教育会、北京政学会演说之，时为五年之冬，两方胜负未决也。
孑民对于宗教，既主张极端之信仰自由，故以为无传教之必要。或以为宗教之仪式及信条，可以涵养德性，孑民反对之，以为此不过自欺欺人之举。若为涵养德性，则莫如提倡美育。盖人类之恶，率起于自私自利。美术有超越性，置一身之利害于度外。又有普遍性，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寡乐乐不如与众乐乐，是也。故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曾于江苏省教育会及北京神州学会演说之。
孑民又提倡劳工神圣说，谓“出劳力以造成有益社会之事物，无论所出为体力，为脑力，皆谓之劳工。故农、工、教育家、著述家，皆劳工也。商业中，惟消费公社，合于劳工之格。劳工当自尊，不当羡慕其他之不劳而获之寄生物”。曾于《勤工俭学传》序及天安门演说时畅言之。
孑民小名阿培，入塾时，加昆弟行通用之元字，曰元培。其叔父茗珊君字之曰鹤卿。及孑民治小学，慕古人名字相关之习，且以鹤卿二字为庸俗，乃自字曰仲申，而号曰寉庼。及在爱国学社时，自号曰民友。至《警钟》时代，则曰：“吾亦一民耳，何谓民友。”乃取“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二句中字，而号曰孑民，以至于今焉。孑民曾改名蔡振，则因彼尝为麦鼎华君序《伦理学》，谓“四书、五经，不合教科书体裁”。适为张南皮所见，既不满麦书，而谓蔡序尤谬妄。商务印书馆恐所印书题蔡元培名，或为政府所反对，商请改署，故孑民于所译包尔生《伦理学原理》及所编《中国伦理学史》，皆假其妻黄女士之名而署蔡振云。
近时蒋梦麐（）博士于到北京时，对于北京大学学生演说，讲到蔡先生的精神，谓：“（）温良恭谦让，蔡先生具中国最好之精神；（）重美感，是蔡先生具希腊最好之精神；（）平民生活，及在他的眼中，个个都是好人，是蔡先生具希伯来最好之精神。蔡先生这精神，是那里来的呢？是从学问来的。”闻者均以为确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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