哉？”（）又说：“今夫我何以知有今日也，比于过去未来而知之。然而去者则已去，来者又未来，又何知有今日？迨乎我知有今日，则固已逝之今日也。过去独无今日乎？乃谓曰过去。未来独无今日乎？乃谓之曰未来。今日则为今日矣，乃阅明日，则不谓今日为今日。阅又明日，又不谓明日为今日。日析为时，时析为刻，刻析为分，分析为秒忽。秒忽随生而随灭；确指某秒某忽为今日，确指某秒某忽为今日之秒忽，不能也。昨日之天地，物我据之以为生，今日则皆灭。今日之天地，物我据之以为生，明日则又灭。不得据今日为生，即不得据今日为灭。故曰，生灭，即不生不灭也”。（）举这几条例，可见他的哲理，全是本于庄子与华严了。他主张破对待，主张平等，所以他反对名教，反对以淫杀为绝对的恶，反对三纲。他主张通，所以反对闭关，反对国界，反对宁静安静，反对崇俭。他在那时候，敢出这种“冲决网罗”的议论，与尼采的反对基督教奴隶道德差不多了。
他的界说道：“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又说：“算学虽不深，而不可不习几何学，盖论事办事之条段在是矣。”（）又说：“格致即不精，而不可不知天文、地舆、全体、心灵四学，盖群学群教之门径在是矣。”（）那时候西洋输入的科学，固然很不完备，但谭氏已经根据这些科学，证明哲理，可谓卓识。仁学第二十四页：“难者曰‘子陈义高矣，既己不能行，而滔滔为空言，复事益乎？’曰，吾贵知不贵行也。知者，灵魂之事也。行者，体魄之事也。……行有限而知无限。……且行之不能及知，又无可如何之势也。手足之所接，必不及耳目之远；记性之所含，必不及悟知之广；权尺之所量，必不及测量之确；实事之所丽，必不及空理之精；夫孰能强易之哉？”也能说明哲学与应用科学不同的地方。
与康、谭同时有平阳宋恕，钱唐夏曾佑两人，都有哲学家的资格。可惜他们所著的书，刊布的很少。宋氏止刊布《卑议》四十六篇，都是论政事的。他的自序印行缘起说：“孟氏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其有愿行不忍人之政者乎？其宁无取于斯议焉？”他在《卑议》中说：“儒家宗旨，一言以蔽之，曰‘抑强扶弱’。法家宗旨，一言以蔽之，曰‘抑弱扶强’。洛闽讲学，阳儒阴法。”（）又说：“洛闽祸世，不在谈理，而在谈理之大远乎公。不在讲学，而在讲学之大远乎实。”他的自叙说：“儒术之亡，极于宋元之际。神州之祸，极于宋元之际。苟宋元阳儒阴法之说一日尚炽，则孔孟忠恕仁义之教一日尚阻。”可见他也是反对宋元烦琐哲学，要在儒学里面做“文艺复兴”的运动。他在变通篇救惨章说：“赤县极苦之民有四，而乞人不与焉。一曰童养媳，一曰娼，一曰妾，一曰婢。”他说娼的苦：“民之无告于斯为极，而文人乃以宿娼为雅事，道学则斥难妇为淫贱。……故宿娼未为丧心，文人之丧心，在以为雅事也。若夫斥为淫贱，则道学之丧心也。”在同仁章说：“今国内深山穷谷之民多种，世目之曰黎，曰苗，曰猺，曰獠，被以丑名，视若兽类。……今宜于官书中，削除回，黎，苗，猺，獠等字样，一律视同汉民。”又在自叙说：“更卑于此，吾弗能矣。非弗能也，诚弗忍也。夫彼阳儒阴法者流，宁不自知其说之殃民哉？然而苟且图富贵，不恤以笔舌驱其同类于死地，千万亿兆乃至恒河沙数者，其恻隐绝也。今恕日食动物，此于佛徒，恻隐微矣。然此弗忍同类之忱，自幼至今，固解莫解，安能绝也？嗟乎！行年将三十矣（）。又三十年，则且老死。杂报如家，人天如客，轮转期迩，栗栗危惧。区区恻隐，于仁全量，如一滴水与大海较，夫又安可绝也？夫又安可绝也？”可见他的理想，也是以同情为出发点。《卑议》以外的著作，虽然不可见，大略也可推见了。
夏氏是一个专门研究宗教的人，有给杨文会一封信：“弟子十年以来，深观宗教。流略而外，金头、五顶之书，基督天方之学，近岁粗能通其大义，辨其径途矣。惟有佛法，法中之王，此语不诬，至今益信。而兹道之衰，则实由禅宗而起。明末，唯识宗稍有述者，未及百年，寻复废绝。然衰于支那而盛于日本。近来书册之东返者不少，若能集众力刻之，移士夫治经学、小学之心以治此事，则于世道人心当有大益。……近来国家之祸，实由全国人民不明宗教之理之故所致；非宗教之理大明，必不足以图治也，至于出世，更不待言矣。又佛教源出婆罗门，而诸经论言之不详。即七十论，十句义，亦只取其一支，非其全体。而婆罗门亦自秘其经，不传别教。前年英人穆勒，始将四韦驮之第一种，译作英文；近已买得一份，分四册；二梵，二英。若能译之以行于世，则当为一绝大因缘。又英人所译印度教派，与中土奘师所传者不异。惟若提子为一大宗，我邦言之不详，不及数论胜论之夥。又言波商羯罗源出于雨众，将佛教尽灭之，而为今日现存婆罗门各派之祖。此事则支那所绝不知者。”（）即此一信，也看得出研究范围的广，与用工的久了。但是他至今没有发布他所研究的宗教哲学，他的著作，已经刊布的，止有《中国历史教科书》三册。今把这三册里面，稍近哲理的话，摘抄一点。
第一篇《世界之始》说：“人类之生，决不能谓其无所始。然其所始，说各不同，大约分为两派：古言人类之始者为宗教家；今言人类之始者为生物学家。宗教家者，随其教而异；各以其本群最古之书为凭。……详天地剖判之形，元祖降生之事。……无一同者。昔之学人笃于宗教，每多出主入奴之意。今幸稍衰，但用以考古而已。至于生物学者，创于此百年以内，最著者英人达尔文之种源论。”（）
“五行至禹而传”说：“包牺以降，凡一代受命，必有河图。……盖草昧之时，为帝王者，不能不托神权以治世，故必受河图以为天命之据。且不但珍符而已，图书均有文字《河图洛书》，列治国之法，与《洪范》等，惜其书不传，惟《洪范》存于世。五行之说，殆为神州学术之质干。‘鲧湮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其诸西柰山之石版与？”（）
“孔子以前之宗教”说：“孔子一身，直为中国政教之源。……然欲考孔子之道术，必先明孔子道术之渊源。孔子者，老子之弟子也。孔子之道，虽与老子殊异，然源流则出于老，故欲知孔子者不可不知老子。然老子生于春秋之季，欲知老子，又必知老子以前天下之学术若何。老子以前之学术明，而后老子之作用乃可识。老子之宗旨见，而后孔子之教育乃可推。至孔子教育之指要，既有所窥，则自秦以来，直至目前，此二千余年之政治盛衰，人材升降，文章学问，千枝万条，皆可烛照而数计矣。”（）“鬼神术数之事，今人不能不笑古人之愚。然非愚也。盖初民之意，观乎人类，无不各具知觉。然而人之初生，本无知觉者也，其知觉不知何自而来。人之始死，本有知觉者也，其知觉又不知从何而去。于是疑肉体之外，别有一灵体存焉。其生也，灵体与肉体相合而知觉显。其死也，灵体与肉体相分而知觉隐。有隐显而已，无存亡也。于是有人鬼之说。既而仰观于天，日月升沉，寒暑迭代，非无知觉者所能为也，于是有天神之说。俯观乎地，出云雨，长草木，亦非无知觉者所能为也，于是有地祗之说。人鬼，天神，地祗，均以生人之理推之而已。其他庶物之变，所不常见者，则谓之物魅，亦以生人之理推之而已。此等思想，太古已然。逮至算术既明，创为律历、天文，诸事渐可测量。推之一二事而合，遂谓推之千万事而无不合，乃创立法术，以测未来之事，而术数家兴。”
“新说之渐”说：“鬼神术数之学，传自炎黄，至春秋而大备。然春秋之时，人事进化，骎骎有一日千里之势；鬼神术数之学，不足以牢笼一切。春秋之末，明哲之士，渐多不信鬼神术数者。……至于老子，遂一洗古人之面目。九流百家，无不源于老子。”
“老子之道”说：“老子之书，于今俱在。讨其义蕴，大约以反复申明鬼神术数之误为宗旨。‘万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则静，是谓复命。’是知鬼神之情状，不可以人理推，而一切祷祀之说破矣。‘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则知天地、山川、五行、百物之非原质，不足以明天人之故，而占验之说废矣。‘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则知祸福纯乎人事，非能有前定者，而天命之说破矣。鬼神、五行，前定既破，而后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宫、清庙，明堂辟雝之制，衣裳、钟鼓、揖让，升降之文之更不足言也。虽然，老子为九流之初祖，其生最先。凡学说与政论之变也，其先出之书，所以矫前代之失者，往往矫枉过正。老子之书，有破坏而无建立，可以备一家之哲学，而不可以为千古之国教，此其所以有待于孔子与？”
“孔子之异闻”说：“盖自上古至春秋，原为鬼神术数之时代；乃合蚩尤之鬼道，与黄帝之阴阳以成之，皆初民所不得不然。至老子骤更之，必为天下所不许，书成身隐，其避祸之意耶？孔子虽学于老子，而知教理太高，必与民知不相适而废。于是去其太甚，留其次者，故去鬼神而留术数。《论语》言：‘未知生，焉知死？’又言：‘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即其例也。然孔子所言虽如此，而社会多数之习，终不能改，至汉儒乃以鬼神术数之理解经。”
“墨子之道”说：“其学与老子、孔子同出于周之史官，而其说与孔子相反。惟修身、亲士，为宗教所不可无，不能不与孔子同。其他则孔子亲亲，墨子尚贤。孔子差等，墨子兼爱。孔子繁礼，墨子节用。孔子重丧，墨子节葬。孔子说天，墨子天志。孔子远鬼，墨子明鬼。孔子正乐，墨子非乐。孔子知命，墨子非命。孔子尊仁，墨子贵义。殆无一不与孔子相反。然求其所以然之故，亦非墨子故为与孔子相戾；特其中有一端不同，而诸端遂不能不尽异。宗教之理，如算式然，一数改则各数尽改。‘墨子学于孔子，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糜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淮南子》丧礼者，墨子与孔子不同之大原也。儒家丧礼之繁重，为各宗教所无；然儒家则有精理存焉。儒家以君父为至尊无上之人，以人死为一往不返之事。以至尊无上之人，当一往不返之事，而孝又为政教全体之主纲，丧礼乌得而不重？墨子既欲节葬，必先明鬼（）。既设鬼神，则宗教为之大异。有鬼神，则生死轻，而游侠犯难之风起，异乎儒者之尊生。有鬼神，则生之时暂，不生之时常，肉体不足计，五伦不足重，而平等兼爱之义伸，异乎儒者之明伦。其他种种异义，皆由此起，而孔、墨遂成相反之教焉。”
“三家总论”：“老、孔、墨三大宗教，皆起于春秋之季，可谓奇矣。抑亦世运之有以促之也。其后孔子之道，成为国教，道家之真不传（），墨家遂亡。兴亡之故，固非常智所能窥；然亦有可浅测之者。老子于鬼神、术数，一切不取者也。其宗旨过高，非神州之人所解；故其教不能大。孔子留术数而去鬼神，较老子为近人矣；然仍与下流社会不合，故其教只行于上等人，而下等人不及焉。墨子留鬼神而去术数，似较孔子更近；然有天志而无天堂之福，有明鬼而无地狱之罪，是人之从墨子者苦身焦思而无报；违墨子者，放辟邪侈而无罚也；故上下之人均不乐之，而其教遂亡。至佛教西来，兼孔、墨之长，而去其短；遂大行于中国，至今西人皆以中国为佛教国也。”
第二篇《秦于中国之关系》：“秦政之尤大者则在宗教。始皇之相为李斯，司马迁称‘斯学帝王之术于荀子’。……荀子出于仲弓，其实乃孔门之别派也。观荀子非十二子篇，子思、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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