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星期五
我提着包走进一间低矮的平房，心想最好的藏身之处往往是那些最热闹最显眼的地方。
这家汽车旅馆位于拉霍亚的一条小街上，距rki总部办公楼仅几站路，旅馆的红瓦屋顶上爬满了紫藤。这地方早在40年代曾是个停车场，多年来一直被人们当作幽会的好去处——我也来过几次。
我要了院子后部的一间，门口有棵大树。一踏进房门，我不禁倒抽了一口气，这房间我曾经住过。有一年夏天，我从学校回家，神差鬼使地跟一个年龄比我大得多的男子在这里住了几夜。他是附近斯克里普斯学院的职员。
我关上房门，把包放在床头的行李架上，然后到厨房去检查窗户。窗外是条小巷，厨房里有扇后门能通出去，我租来的汽车就停在那儿。我拉了拉揷销，注意到窗户是钉死的，又试了试前门和其他窗户。我认为这房子还是安全的，便走到小书桌跟前，想在抽屉里寻出个信封来。
这天早晨在往市中心来的路上，我发现有人跟踪。一进城，我便向霍顿广场停车库驶去，把我哥哥的“侦察者”停在车库底层，然后从边门走了出去。我进了附近一家餐馆，强迫自己咽下了早点，又喝了几杯咖啡。我假装细阅《联合论坛》，暗中观察其他顾客和窗外的行人。外面有个戴软帽的男人很可疑，他在人行道上蹓跶了半个钟头。于是，我在餐馆里磨磨蹭蹭一直坐到10点，然后出门顺百老汇街往休斯顿百货公司走去。我以前在那家公司当过保安。那男人继续跟着我。
商店雇员（尤其是当过保安的雇贝）对店内诸多不向顾客开放的通道、备用出口等了如指掌。谢天谢地，自我离开以后，这家公司的商场并没有进行过大的改建。10分钟后，我从边门出去来到一条小马路上，尾巴被我甩掉了。然后，我混进购物人群中，穿过几条马路，先后乘了三辆公交车，辗转迂回地到了皇家海滨。
我租了一辆蓝色别克一云雀车。这车租金低廉，只是损坏得厉害：左边车身有个四痕，坐垫破破烂烂，挡风玻璃上有一条带缺口的裂纹。我开车到科罗纳多，从花旗银行的活期账户上取出rki预支给我的大部分款子。在到拉霍亚的途中，我去了一下霍顿广场停车库，从“侦察者”里取出了手提箱，然后来到这里。
我终于在客房小书桌的抽屉里找到一个皱巴巴的信封，信封落款上印的是别家饭店的名字。这正合我意，可以迷惑那些跟踪我的人。我把巴里凯房间的钥匙和我租的车的钥匙，还有“侦察者”车的钥匙、取车牌都封进了信封，又从钱包里取出三张邮票贴上。
我打电话到汉克的妻子安妮·玛丽在旧金山的公寓，答录机说她在萨克拉门托市的加州环境保护联盟办公室。我没有留下口信。
我又打电话到萨克拉门托，安妮·玛丽正在开会。我问了会议结束的时间，说到时候再打过去。接下来该干什么呢？对了，有一件该做的事，不过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勇气。
我对着梳妆台上方的镜子仔细端详自己。我穿着卡琳的牛仔褲，那宽松的款式，我以前从不穿，上身是她粉红色衬衫，也是我绝对不会买的。我们两人截然不同的穿着爱好倒是对我很有利。至于上午跟踪过我的那个戴软帽的男人，我怀疑就是rki派的，不过他根本就没有正面打量过我。真正伤脑筋的是我的头发。我的头发又黑又密又长，而且我的发型很可能就是我最易被识另u的特征。必须把长发剪掉。
一个小时后，我从附近一家美容院出来时，口袋里减少了200元钱，但我深信，剪了头发的我走在街上，谁也不会一下子认出我来，甚至连我哥哥也不例外。
这次我打电话到萨克拉门托，安妮·玛丽接着了。
“你好吗？”她问我，“汉克说他们给你晋升了一个对你绝对不合适的职位。依我看，你不辞而别，没什么不对。”
“我现在不能谈这事。这会儿我需要打听点事情。”
“说吧，莎伦。”
“你听说过一个叫‘陆海卫士’的组织吗？”
“他们是最极端的生态恐怖分子。”
“极端到什么程度？”
“几年前，有人怀疑他们杀人，杀了一个捕金枪鱼的拖网船船长。据说那个船队为了逃避鱼网检验，在一个外国港口入了船籍。不过，这件杀人案一直没有证据。”
“外国船籍是怎么回事？”
“大拖网船用的老式深海网捕捞金枪鱼时，会连海豚一起拉上来，海豚夹在里面一挤压就会闷死。《海洋哺rǔ动物保护法》通过以后，规定拖网船换用一种能使海豚逃生的网。美国船队被监视得最严密，但，如果是外国船籍的，可以免检。那些不响应《保护法》的渔船就找外国港口重新注册。”
“‘陆海卫士’杀那个船长是为了杀一儆百？”
“我们想是这样。”
“这么说，他们从事恐怖活动是为了表明一种态度？会不会为了谋取钱财呢？他们会不会为了索取赎金而绑架某个人呢？”
她迟疑了一下。“他们有可能绑架人，不过不一定为钱，可能是为某种冠冕堂皇的理由。”
这无法解释莫宁绑架案。“你知道一个名叫伊曼纽尔·方特斯的墨西哥环境保护论者吗？”
“他干得十分投入，也很受人尊敬。”
这又与绑架者打算通过方特斯的公司收取赎金的说法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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