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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世音略称观音，所有书刊都说是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所致。一批知名学者从而鼓吹之，影响至广，似乎已成定论。例如：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第473页"观世音"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三卷第56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古代礼制风俗漫谈》第二集所收白化文《中国佛教的四大菩萨》一文（第218页）；同文又收入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佛教与中国文化》一书（第221页）；北京中华书局主办《文史知识》1997年第4期所刊王树民《八仙小考》一文（第34页），等等。其实，这是一种习而不察的错误说法，应该予以澄清。在唐太宗之前，观世音已略称观音了。《妙法莲华经》是十六国时期的鸠摩罗什所翻译的，在《观音品》的五言偈中，"念彼观音力"句共出现13次，还有"汝听观音行"、"观音妙智力"等句。可以推想，观音略称的出现是为了适应五言诗的句式。五言诗中的其余词汇不便省略，又要考虑句子中的节奏，只好在观世音的名字上打主意。中国古代对人名流行割裂式简称，如把司马迁、东方朔、诸葛亮割裂简称为马迁、方朔、葛亮，复姓竟成了单姓，实在不伦不类。但观世音名字的含义，是所谓普遍观察世间一切声音，若割裂式简称循例省略头一个字，剩下"世音"二字，或者简称为"观世"，都无法体现其含义，因而只能省略"世"字，而简称为"观音"。十六国时期，唐太宗尚未出生，绝不至于要避他的名讳。唐太宗双名，称帝后"令天下不连言者勿避"。（《资治通鉴》卷199）因此，大臣李世勣当时仍行其名，太宗去世后，才"单名勣焉"。（《旧唐书》卷67《李勣传》）民部也在太宗死后改称为户部。观音则不是这样，唐太宗死后仍行全称，上述唐高宗时所译密教典籍，以及上引张说等人的文章，都作"观世音"（参见注文中穆员、独孤及、梁肃等人文章的标题）。观世音能在避讳方面搞特殊化，当然也反映了唐代菩萨和皇帝之间的关系，既是平级，又有高下之分，因而就有谁服从谁、谁凌驾在谁之上的问题。
这种关系一直绵延了很长时间，人们不以为怪。中唐时，唐文宗有次吃蛤蜊掰不开，就焚香祝之，"俄为菩萨形，梵相克全，仪容可爱，遂致于金粟檀香合，以玉绵覆之，赐兴善寺，令致礼之"。僧恒政解释道："物无虚应，此乃启沃陛下之信心耳。故契经中应以此身得度者，即现此身而为说法也。"这还是说皇帝就是菩萨，故观音相应地现菩萨身而为皇帝演示佛法。文宗"深信焉"，于是"敕天下寺院各立观音像，以答殊休"。（《宋高僧传》卷11《恒政传》）
晚唐时，情况发生变化。著名的佞佛皇帝唐懿宗幸左军，见观音像，连忙致礼，而观音像竟陷地四尺深。侍臣解释道：观音不敢接受皇帝的顶礼膜拜，是因为"陛下，中国之天子；菩萨，地上之道人"。（《唐语林》卷7）懿宗听罢，非常高兴。这里的说法和上文所引很多地方一样，非常荒诞离奇，我们不必泥看，只须体会弦外之音。佛教虽然做了许多出世宣传，塑造了很多圆满、圣洁的形象，但它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毕竟是世间的一种力量，它不可能不接受国家的管束。事实上，佛教一直在为国家服务，一些上层僧人不过是穿着袈裟的国务活动家，和不享受国家俸禄的编外政工干部。法藏可以参与国家同契丹的战争，又在武则天病重时唐中宗复辟的政变中"内弘法力，外赞皇猷"。（大正《大藏经》卷50，崔致远《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禅宗领袖神会主持剃度僧人，收取香水钱，作为政府平定安史之乱的经费。有的僧人，"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臣言依于忠，与人上言依于仁，与人下言依于礼"。（《宋高僧传》卷14《法慎传》）这全然是在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为标准，广泛普遍地对各界人士做政治思想工作。受过僧人开导的人，"贫则施，暴则敛，刚则随，戾则顺，昏则开，堕则奋，自荣者慊，自坚者化，徇私者公，溺情者义"，因此，僧人的"阐教度生"，是"助国家之化"（《宋高僧传》卷6《宗密传》引裴休语）的。这样，佛教只不过是打着一块"出世"的招牌在入世用世，那就必然要纳入国家的轨道，接受皇权的管束。祠部、鸿胪寺和功德使，便是国家设置的管理佛教的机构和人员。这种管理一直在起作用，愈到后来愈益明显，愈益名实相副，也愈益需要调整关系。特别是经过唐武宗会昌毁佛，佛教受到致命的打击，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观音菩萨才有可能还其"地上之道人"的本来面目。在人们看来，皇权凌驾于全社会之上，无所不统，当然应该在佛教面前摆摆架子，耍耍威风，皇帝不该再拜观音菩萨了。观音与皇权的关系最终理顺。这体现了人们对宗教的极其朦胧的觉醒，以及社会的微弱进步。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3期，1997年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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