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隋唐史和中国佛教，出版了学术专著《唐代士大夫与佛教》，合著出版了《谋士传》、《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中国古代编辑家评传》等著作，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其中不少被人大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中国史研究动态》、《历史学年鉴》、《文摘报》等等权威信息报刊全文复印或摘要、报导。回顾自己的治学经历，心力交瘁，甘苦备尝，因而也产生了一点体会，那便是"治学求新，贵在有我"，即自己要不断地开辟新领域，研究新课题，提出新见解，为繁荣学术做出贡献。要达到这一境界，我在以下四个方面做了努力：
1965年9月，我乘着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末班车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就读本科，正常学习不足一年，即遇上了"史无前例"的腥风血雨。起初，我像大多数幼稚而善良的学子一样，怀着对领袖的热爱和信赖，真诚地投入运动中。然而风云骤变，谣言充斥，人妖颠倒，是非混淆，各种嘴脸暴露无遗，很快地使我由厌倦转为极度的厌恶。读书种子积习难改，我便尽可能地把时光用来读书。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各类专业书都是"破四旧"的对象，因而我除了悄悄阅读一些历史、中文、哲学、外国文学等学科的教科书以外，其余时间便公开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鲁迅的著作。1970年毕业，到农村插队两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然后分配到中学去当"人之患"，执教语文、政治等四门课程。四凶垮台后，国家恢复了研究生招考制度，1980年9月，我才有幸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研习隋唐史三年。
就读研究生后，我曾为自己最美好的青春时光荒废于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而感到遗憾，然而后来发现，认真地总结一下过去，未必不能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东西，《红楼梦》里不是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么！我发现自己因为读过一些理论书籍，又见过一些世面，比起年少于我的那些同学，我的思路开了，对于背景复杂、后果复杂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能较为容易地做出分析、论述，这一点未必不是我的一日之长。我进一步发现，同专业的人在读同样的书，成就有大小有无的差别，除了勤惰程度不一以外，剩下便是思想方法的缘故了。思想方法得当，便会独具慧眼，见微知著，在人们认为不成问题的地方找到切入点，提出新见解，开辟新领域，在专业研究中有所作为。因此，我更加注意在治学中有意识地端正自己的思想方法。
我在这方面的摸索可以举出几个例子。通行的文史书籍，一律认为佛教主张消极出世，给封建士大夫的处世态度带来了负面影响，于是便同儒家影响下的积极入世简单地对立起来，批判前者，肯定后者。关于王维，《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题解》页221丹徒撰写的王维条说：唐代较开明的政治走下坡路时，王维"心有不满"，"不愿同流合污"，"人生观愈来愈消极，信仰佛教，经常在退朝以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拙著《唐代士大夫与佛教》专门辟出一节加以讨论，认为对于消极和积极，应该区别具体的环境和时机，分辨具体的内容和后果，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才能避免表面化、片面化和简单化。对于顺应和促进社会进步的活动，积极参与，应予肯定，消极逃避，应予批判。对于相反性质的活动，越积极，危害就越大。（文化大革命中有句话说："路线错了，干劲越大越糟糕。"）那么，王维在政治走下坡路时不愿同流合污，自己便退了出来，洁身自好，有什么值得批判的。另外，人们只批判佛教消极的一面，它是否有积极的一面呢？假如没有，对立统一的法则在佛教问题上便失灵了。我因此研究了佛教关于"勇猛精进，志愿无倦"，"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等说法，护法僧人的积极战斗行为，奉佛士大夫柳宗元、刘禹锡受佛教影响倡导唯物主义的理论探索，以及他们针砭时政、锐意改革、反对苛政猛于虎、反对藩镇割据等社会实践，认为佛教带给他们的积极影响，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这样，我便在人们向未注意的问题上，拿出了自己的看法。
1939年出了一种说法："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随着这一说法的定于一尊，学术界几十年来一直受其左右。拙文《论唐代社会对皇权的制约机制》（《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提出了相反看法，认为皇权受到来自天人两个方面、四条途径的制约。其一，君权神授说、天人感应说，致使皇权受到昊天上帝的监临，实际上是人们假手于天，限制皇权。其二，中央机构中，中书省决策，起草诏令，门下省把关，审查诏令，尚书省执行，贯彻诏令。皇帝个人意志受到中央机构职能的制约，不可能达到颐指气使、为所欲为的地步。其三，史官记载皇帝的言行，皇帝不能过问，使得想要留下好名声的皇帝受到约束，刻意规范自己的言行。其四，谏官和臣僚的谏诤职责，从方方面面批评皇帝，使皇帝的言行受到限制。我所以能提出相反意见，完全得力于辩证法，认为皇权不会是孤立的存在，必须与其它因素结成对立统一、相互制约的关系，因而"至高无上"，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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