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种说法认为唐太宗"对佛教宣传的唯心主义的善恶施报的迷信思想也持否定态度"，"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批判了佛教"。另一种说法认为太宗"媚佛"，"对佛教'情深护持'"。两种说法皆欠公允，所失在于四点：首先，忽视了太宗一生同佛教的动态关系，而把他的一两次言论固定为静态坐标，断定为终生认识。其次，忽视了当时社会一般认识水平对太宗个人的制约。复次，忽视了太宗的思想信仰同政治主张的差别，以政治观代替世界观。最后，忽视了太宗的行政措施与随顺俗情的关系。实际上，太宗对于佛教，起初信疑参半，晚年信而弥笃。他对待佛教的具体做法，共有六个方面：其一，同佛教结成统一战线，平定割据势力，完成国家统一。其二，为亡亲追崇冥福而造寺、布施、斋供。其三，超度敌我双方亡灵。其四，整顿佛教，监督僧尼。其五，管理佛典翻译，批准流布。其六，感谢佛教佑护，度僧弘法，树立功德。总之，太宗是把佛教分作意识形态和社会势力两个方面分别对待的，是在公私两种不同场合分别对待的，因而在世界观和政治主张的关系上，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上，表现出不一致性。
关于唐太宗与佛教的关系，学术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一种说法依据太宗贞观二十年（646）在贬斥一位崇佛大臣的诏令中所说的几句话："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报施之征，何其谬也！"（《旧唐书》卷63《萧瑀传》）认为太宗"对佛教宣扬的唯心主义的善恶施报的迷信思想也持否定态度"，"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批判了佛教"。（胡如雷《李世民传》第165、1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另一种说法依据太宗造寺、度僧、布施、发愿等事迹，认为太宗"媚佛"，"对佛教'情深护持'"，"简直是在步隋文帝父子的后尘"，"可他还时常表现出对隋文帝父子的佞佛很不以为然哩"。（郭朋《隋唐佛教》第290、288、286页，济南：齐鲁书社，1980）这两种说法皆欠公允，所失在于四点：首先，忽视了太宗一生同佛教的动态关系，而把他的一两次言论固定为静态坐标，断定为终生认识。其次，忽视了当时社会一般认识水平对太宗个人的制约。复次，忽视了太宗的思想信仰同政治主张的差别，以政治观代替世界观。最后，忽视了太宗的行政措施与随顺俗情的关系。因此，本文对各方面统筹兼顾，提出一孔之见，庶几近是。
太宗所处的时代是佛教的鼎盛时期，全社会对佛教的崇信皈依极其热切普遍。贞观十一年（637），太宗下《令道士在僧前诏》，指出这一状况："至如佛教之兴，基于西域，逮于后汉，方被中华。……洎于近世，崇信滋深。人觊当年之福，家惧来生之祸。由是……好异者望真谛而争归，始波涌于闾里，终风靡于朝廷。"（《全唐文》卷6）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太宗从小便与佛教打交道。大业元年（605），他还是个七八岁的儿童，其父任隋朝郑州刺史，在当地大海寺造弥勒石像一铺。该事的原由是太宗患传染病，其父"比闻大海寺有双王像，治病有验，故就寺礼拜，其患乃除"。（《金石萃编》卷40《大海寺唐高祖造像记》）太宗伴随着对佛教的耳濡目染而成长起来，依据当时社会一般认识水平，他即便对佛教不推崇，顶多不过是说不清，处在不可全信不可不信之间而已，不可能举世皆醉唯我独醒，从意识形态的高度清醒地否定佛教。所以这样说，证据有两个。其一，武德四年（621），太宗身为秦王，在荥阳擒获农民军首领窦建德后，于夜雨朦胧中见"东南云际，光焰射天"，"观音菩萨，金身毕露"，于是便"顿首拜瞻"，并对诸将士说："乃者武事告成，天授神祐，厥功溥哉！"（《全唐文》卷146，陆元朗《敕建广武山观音寺碣》）他向其父唐高祖郑重其事地做了汇报，高祖遂敕令于荥阳广武山建观音寺。其二，太宗继位后，对太史令傅奕一贯反佛大惑不解，一次坐朝，问道："佛道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卿独不悟其理，何也？"傅奕答道："佛是胡中桀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写庄、老玄言，文饰妖幻之教耳。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太宗听了这番话，"颇然之"。（《旧唐书》卷79《傅奕传》）太宗用"独"字来说傅奕不悟佛教，可见是把包括自己在内的绝大多数人置于与傅奕不同的状况上的。傅奕对佛教的抨击，只是就社会后果而言。太宗也只是在这方面有同感，未触及佛教义理，更未宣布自己赞同因果报应的说法不妥。
唐代儒佛道三教并存，太宗两次论及它们。第一次在贞观二年（628），他批评梁武帝父子"惟好释氏、老氏之教"，反而国破家亡，"足为鉴戒"；宣布："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卷6《慎所好》）儒教积极入世用世，是政治伦理学说，不是宗教，规定人们各自的社会位置以及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用以经邦济世，协调社会关系，因而理所当然地被统治阶级奉为镇国至宝。而佛教、道教是方外势力，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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