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解释唐高宗、武则天何以长驻洛阳，已有旧史的厉鬼说、陈寅恪的经济供应说和岑仲勉的纵情淫乐说三种说法，都显得凿枘；应从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探讨原因。当时东北方有与高丽、百济、新罗、契丹、奚的战争，西方有与吐蕃的战争，北方有与突厥的战争，洛阳大致是全国军事形势的几何中心，便于应付各方的种种事务。高宗死后，武则天立即着手实现其蓄谋已久的政治野心，必须在制度上标新立异，别立系统，抛弃长安，以洛阳为神都，是其中重要环节。这样做，是为了摆脱李唐王朝的大本营和政治、礼仪氛围，淡化甚至消泯人们对于长安和李唐政权的回忆和感情，以改朝换代，巩固新政权，建立新秩序。
一
唐代的洛阳和长安是东西两京。唐朝初建时即以长安为京师，终唐一代，迄未改变。但洛阳的地位也相当重要。高宗在位33年中，七幸洛阳，累计达11年之久。高宗死后，武则天执政22年，除晚年一度回长安两年外，其余时间全在洛阳。可见高宗时洛阳地位迅速上升，武则天时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对于高、武长驻洛阳这一史实，旧史编纂者和近人都曾加以解释，大抵有三种说法。其一，皇后武则天和故后王氏、故妃萧氏争宠，王、萧失势被囚，高宗恻然伤之，对二人表示即将重新处置。武后闻讯，令人杖二人各一百，截去手足，投于酒瓮中，骂道："令此二妪骨碎。"二人数日而死。《旧唐书》卷51《后妃传》说："后则天频见王、萧二庶人披发沥血如死时状。武后恶之，祷以巫祝，又移居蓬莱宫，复见，故多在东都。"《新唐书》卷76《后妃传》和《资治通鉴》卷200永徽六年十一月条说法相同。其二，陈寅恪先生认为：长安的经济运输"远不及洛阳之优胜"，"故自隋唐以降，关中之地若值天灾，农产品不足以供给长安帝王宫卫及百官俸食之需时，则帝王往往移幸洛阳，俟关中农产丰收，然后复还长安"。隋炀帝、武则天迁居洛阳"有政治及娱乐等原因"，但主因则是"经济供给"。（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全汉昇先生也认为高宗幸洛主要由于经济原因和洛阳因运河沟通而形成的经济地位。（岑仲勉《隋唐史》上册147页引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说，北京：中华书局，1982）韩国磐先生指出："唐初以来，由于关中粮食不足供封建中央政府所需，而洛阳地处南北运河的中点，交通漕运便利，故唐朝皇帝常到洛阳来。高宗后期，更常在洛阳了。"（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修订本180-1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其三，岑仲勉先生认为"高宗东幸，无非顺则天之意耳"，武则天"长期留居洛阳，无非为其曾在长安出家，避洛可以纵情荒淫享乐起见"。（岑仲勉《隋唐史》上册148页）这些说法对于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虽有启发作用，但都有漏洞。
二
旧史的说法今天看来颇为荒诞，当时亦可理解。即以此说而论，只要我们参照史实细加考察，就会发现它不能圆满回答这样的问题：武则天移居洛阳后，不但没有少杀人，反而变本加厉。她的儿媳皇嗣（睿宗）妃刘氏、窦氏，被人诬告有厌咒行为，春节来嘉豫殿朝拜她，既退，同时遇害，并埋在宫中。其他被冤滥屠杀的人不计其数。处在众多厉鬼的氛围中，武则天何以固着于洛阳，不再迁到另外一块干净的地方去？可见，用厉鬼说来解释武则天驻洛阳这一重大政治事件，是难以成立的。
高宗幸洛是否如岑先生所说"无非顺则天之意"呢？武则天永徽六年（655）立为皇后，并未能立即左右高宗，显庆四年(659)八月才形成"政归中宫"（《资治通鉴》卷200）的局面。然而早在显庆二年（657）闰正月，高宗便首次幸洛，其年十二月，改洛阳宫为东都，东都所在地洛州的官吏员品并如京师长安所在地雍州。可见高宗之重视洛阳，蓄之有素，幸洛应是断自宸衷的事。上元二年（675），高宗说："两都是朕东西之宅也。"（《唐会要》卷30《洛阳宫》）他还指示修葺宫殿，隐隐透露出长期驻跸的心愿。弘道元年（683）十二月丁巳高宗去世，临死前说：天地神灵若能让自己多活一两个月，"得还长安，死亦无恨"。（《旧唐书》卷5《高宗纪下》）这不过是想争取时间，死在李唐的老窝长安，并非对驻洛的忏悔。高宗一朝，频年幸洛，全然不是如韩先生所说后期才常在洛阳的。
岑先生以武则天的享乐观念解释重大事件的说法亦不妥。武则天以皇后、皇太后、皇帝的身份活动了半个多世纪，是全国最瞩目的人物，她的一举一动岂能掩人耳目？她曾在长安出家为尼，这件事并不能以离开长安迁居洛阳的方式遮掩过去，如果要纵情淫乐，何必定要避居洛阳？她曾被太宗娶入宫中，"高宗为太子时，入侍，悦之"（《新唐书》卷76《后妃传》）；太宗死后，她出家为尼，嗣后，高宗又娶了她。这种经历并不体面，徐敬业起兵时，骆宾王起草的檄文就攻击她充当太宗宫妃时就同太子淫乱，害得两代君王犯下共同占有一个配偶的乱伦错误。这件事比岑先生所说她曾在长安出家严重得多，且为天下人所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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