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共知，那么她避居何处才能遮掩过去呢？武则天为人阴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旧史称"政归房帏，天子拱手矣"；"每视朝，殿中垂帘，帝与后偶坐，生杀赏罚惟所命。"（《新唐书》卷76《后妃传》）有人上疏称颂她为"创业兴王，拨乱英主，总权收柄，司契握图。天授以前，万机独断，发命皆中，举事无遗，公卿百僚，具职而已"。（《旧唐书》卷87《李昭德传》）她杀掉裴炎、徐敬业、程务挺后，对群臣要挟说："彼皆人豪，不利于朕，朕能戮之。公等才有过彼，早为之。不然，谨以事朕，无诒天下笑。"吓得群臣不住磕头，不敢仰视，一致表示"惟陛下命"。（《新唐书》卷76《后妃传》）这样一个人物，要想享乐，还顾及什么舆论和约束？
关于武则天的淫乐，旧史列举薛怀義、张易之、张昌宗等为其面首。这恐怕属于人身攻击性质。薛怀義何时见知于武则天，史无明文。垂拱元年（685），武则天62岁，修缮白马寺，以他为寺主，估计彼此结识不过是一年半载的事。二张是在万岁通天二年（697）被推荐给武则天的，这时她已74岁。试想，一个早已到了心如枯井年岁的老太婆，是否还有怀春的心思？久视元年（700），武则天77岁，改控鹤府为奉宸府，下令选美少年为左右奉宸供奉。左补阙朱敬则谏道："臣闻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则前圣格言也。陛下内宠已有薛怀義、张易之、昌宗，固应足矣。近闻尚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宾洁白美须眉，左监门卫长史侯祥云阳道壮伟，过于薛怀義，专欲自进堪奉宸内供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臣愚职在谏诤，不敢不奏。"武则天赏给他100段彩色丝绸，说："非卿直言，朕不知此。"（《旧唐书》卷78《张易之传》）这样污秽的话竟出现在臣子的奏疏里，倒使人怀疑其可靠程度。吕思勉先生指出："如朱敬则之直斥，则昔人于男主亦无之。重润且以窃议张易之见杀，而能容敬则乎？唐人所传史事，不足信者甚多，敬则之疏，恐未必非好事者为之也。"（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下册7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武则天挑美少年充当奉宸供奉，无非是出于一个女性的审美心理，挑选高级侍员，要求形象好一点。这也无足为怪。至于薛张之流，不过是武则天扶持起来的私人势力，过从亲密或有之，燕昵嬖幸则未必。另一方面，这也说明武则天对于荒淫生活并不深自讳饰，那么，也不必因为顾及舆论而避居洛阳。
陈先生所说的经济原因，用以解释帝王短期巡幸洛阳，则是于史有征、言之成理的，解释高、武长驻洛阳则似欠圆通。仪凤三年（678）十月，高宗《幸东都诏》说："咸京天府，地狭人繁，百役所归，五方胥萃，虽获登秋之积，犹亏荐岁之资，眷言于此，思蠲徭赋。夫以交风奥壤，测景神州，职贡所均，水陆辐辏，今兹丰熟，特倍常时。事贵从宜，实惟权道，即以来年正月幸东都。"（《唐大诏令集》卷79。按：高宗这次抵达洛阳在仪凤四年正月戊子，原书作仪凤二年诏，应为三年之误。）同样的精神又见于玄宗时的一些幸东都诏敕。问题是关中的经济供给是否不能解决，如不能解决为何不径直迁都洛阳，如能解决，应当采取什么措施，这些措施在高、武长达55年的统治时期是否能够实施，如果能实施而未实施，又是被什么事情所牵制？
岑先生不同意陈说，认为可用四种办法解决关中供给不足的问题。其一，关内的庸调资课原征绢布者改征粟米，河南、北粟运不便者改征绢布，这样，既省运输之费，又增京师之储，开元二十五年（737）曾试行。其二，驾幸沿途扰民，不如移民，贞观初期频年霜旱，敕关内户口并就关外，永淳元年（682）令关内诸府兵分于邓、绥等州就谷，有成例可循。其三，收购关中附近馀粮。其四，兴修农田水利，增田增产。（岑仲勉《隋唐史》上册149－151页）
这些办法基本上不能实行。关内庸调资课改征绢为征粮，并收购附近馀粮，当地如有足够的粮食，官府自然能顺理成章地想出这样的办法。开元二十五年前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无非是"秦中地狭，收粟不多，倘遇水旱，便即匮乏"（《通典》卷10《食货十》）的缘故。假如近处征粟米，远处征绢布，物资的分布将会畸轻畸重，影响社会生产和民众生活。就拿江淮地区来说，隋文帝平陈之际，朝臣建策说："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储积，皆非地窖"（《资治通鉴》卷176），遇到火灾就全部报销了。裴耀卿向唐玄宗汇报道："其江淮义仓，多为下湿，不堪久贮，若无般运，三两年色变，即给贷费散，公私无益。"（《通典》卷10《食货十》）可见，改征粟为征绢，会引起另外的社会问题，给民众和官府都带来麻烦。至于兴修水利，增田增产，岑先生同时又认为官僧商竞相修造水碾水磨，占渠图利，大妨农功，因而也不可能收到多大效益。疏散人口也难实行。当时实行府兵制，农民不脱离农业生产，隶属于当地军府，执行宿卫京师和征战戍守等任务。关中人口如果疏散到外地，人口密度发生变化，将会失去居重驭轻的军事优势。
尽管如此，缓和关中经济供应的办法总还是有的。一为精简机构，减少开支；二为疏浚水道，改革漕运。高宗初年，官僚机构较小，开支不太大。到显庆二年（657），刘祥道就忧郁地指出官吏的冗杂猥滥状况："今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旧唐书》卷81《刘祥道传》）其中京官数量一定不少。如果关中经济窘迫，中央当会尽量精简机构，压缩开支。开元二年（714）玄宗就曾"以岁饥，悉罢员外、试、检校官，自今非有战功及别敕，毋得注拟"。（《资治通鉴》卷210）而高宗当时却是官吏数量仍在继续增加，看来财政困难还未达到频年外出就食的地步。武则天死后，中宗回长安。景龙三年（709），关中灾情严重，粮价暴涨，运关东和江淮的粮食到京师，牛死十之八九。群臣建议巡幸洛阳，韦后不愿意离开老家长安而东迁，中宗便对群臣说："岂有逐粮天子邪！"（《资治通鉴》卷209）坚持不去，居然也在长安度过了难关。后经睿宗到玄宗初年，八年不复东幸。这说明供应困难并不一定导致幸洛。
疏通水道改革漕运也不困难。咸亨三年（672），高宗委派王师顺漕运晋州、绛州仓粟至长安救荒，于是"河渭之间，舟楫相继，会于渭南"。（《旧唐书》卷49《食货志下》）可见关中的漕运条件相当不错。裴耀卿说："贞观永徽之际，禄廪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通典》卷10《食货十》）只要官府对漕运稍事整顿，超过这个数字是不难的。开元二十一年（733）秋，裴耀卿就改革漕运问题向玄宗建议分段转运、沿途修仓、疏通水道。到次年八月，在河口输场东置河阴仓，西置柏崖仓，三门东置集津仓，西置三门仓，又凿三门北山修陆路18里，车运以避砥柱湍险。这样，江淮漕粮经鸿沟输纳河阴仓，又通过黄河运到洛阳含嘉仓或陕州太原仓，再由太原仓经渭水运往关中。"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脚三十万贯。"（《通典》卷10《食货十）此外，其他人也对一些水道加以疏浚。到天宝年间（742－755），"每岁水陆运米二百五十万石入关"（《通典》卷10《食货十），是高宗初年的十多倍。加上发展农业，粮食增产，开元二十五年又在关中推行和籴法，关中的经济供应大大好转。据《旧唐书·玄宗纪》载，为了救荒，开元二十一年（733）出太仓米二百万石，天宝十二载（753）出十万石，次年一百万石。自开元二十四年（736）玄宗由洛阳回长安后，"关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幸东都矣"。（《资治通鉴》卷214）到天宝三载（744），玄宗高兴地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李]林甫。"（《资治通鉴》卷215）
裴耀卿改革漕运仅用三年时间便大见成效，可见不是什么难事。高、武55年的统治时期里何以不率先实行？没有人力吗？永徽三年（652）七月，户部统计全国仅三百八十万户，到武则天去世，神龙元年（705）十一月，增加到六百一十五万六千一百四十一户。（《唐会要》卷84《户口数》）半个世纪以来，户口是持续上升的。那么人力都用于何处了？仅第一次修造明堂，就"役数万人"（《资治通鉴》卷204），接着又造天堂，再造明堂，何以不用来疏河修仓？没有财力吗？铸九州鼎用铜五十六万零七百一十二斤，造天枢用铜铁二百万斤，又修宫殿佛寺，所费何止千万！内地没有安定的生产秩序吗？当时局势大致稳定，清洗虽然频繁，只在李唐宗室和官僚中进行，基本不曾波及民间。徐敬业及李贞、李冲的起兵，两月时间即彻底失败。时人陈子昂说："当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故扬州构逆，殆有五旬，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资治通鉴》卷203）可见当时社会安定，完全有条件组织社会生产。然而高宗、武则天却长驻洛阳，毫不理会如何改善长安供应状况，这原因我觉得应该到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中去探求。
三
高、武时同周边民族的军事形势较太宗时有很大变化。东北方有与高丽、百济、新罗、契丹、奚的战争，西方有与吐蕃的战争，北方有与突厥的战争。洛阳除了形胜和漕运条件外，大致是全国军事形势的几何中心，便于应付各方的种种事务。
太宗时的辽东战役，褚遂良建议太宗在洛阳遥控，说："东京、太原，谓之中地，东撝可以为声势，西指足以摧延陀，其于西京，径路非远。为其节度，以设军谋，系莫离支颈，献皇家之庙。此实处安全之上计，社稷之根本，特乞天慈，一垂省察。"（《旧唐书》卷80《褚遂良传》）太宗没有采纳。战事失利，原因很多，太宗亲临前线是其一。永徽六年（655），高宗刚上台六年，就派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继续进行辽东战役。两年后便首次幸洛，并提高洛阳的地位，改称洛阳宫为东都。显庆五年（660），应新罗之请，派苏定方等破灭百济。奚叛，讨降之。又讨契丹，擒其松漠都督阿卜固送至东都。年底，任命苏定方等三人为辽东等三道行军大总管。次年，募兵四万四千人，加强了对高丽的攻势。这时，高宗打算亲自带兵赴前线，由于武则天谏阻而止于洛阳。其实，高宗不过是作个姿态罢了，且不说他根本不具备太宗那样的军事才干，即以健康而论，前此一年，已经是"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资治通鉴》卷200）总章元年（668），高丽悉平。上元元年（674）初，新罗纳高丽叛亡之众，又封百济故地，派兵防守，高宗派刘仁轨发兵征讨。十一月，在长安住了一年的高宗又东幸洛阳。次年，刘仁轨大破新罗，新罗遣使入贡谢罪。征以太宗时事，高宗驻洛是有军事原因的。
与此同时，西边的吐蕃也开始和唐发生一系列冲突，对唐构成极大的威胁。太宗死，高宗刚即位，吐蕃赞普弃宗弄赞就致书唐廷，说："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以赴国讨除。"（《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胡三省认为："吐蕃以太宗晏驾，固有轻中国之心矣。"（《资治通鉴》卷199贞观二十三年条注）胡三省生当宋元之际，对于外族威胁十分敏感，这个见解不过是有感于时事而发。其实，当时唐蕃关系还是友好的，双方多次互赠礼品。弃宗弄赞旋即死去，其孙以童昏继位，军事贵族禄东赞、论钦陵父子把持朝政，积极向外扩张。龙朔三年（663），吐蕃东破吐谷浑，吐谷浑可汗逃亡凉州，向唐告急请援，高宗做了凉州、鄯州的防卫部署。麟德二年（665），吐蕃开始向西域发展，威胁到唐的安西四镇。次年，高宗急忙西返长安。总章二年（669），高丽战事刚结束一年，高宗把注意力转向西边，打算到凉州视察，被臣下谏止。高宗马上征发九州人夫，转发陕州太原仓粟入京师。次年，高宗任命薛仁贵为逻娑（拉萨）道行军大总管讨吐蕃，旋胜旋败，十多万唐军死伤略尽。唐蕃间的缓冲地带吐谷浑完全被吐蕃占领。"自是，吐蕃连岁寇边。"（《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吐蕃对唐的威慑局势表明唐不能立即取胜，加上旱灾饥荒，高宗只好决定来年再幸东都。这时由于东西两边有同新罗和吐蕃的战事，高宗也只好在两京间游弋不定。咸亨三年（672），返回长安。上元元年（674）讨新罗，又幸洛阳。新罗的事处理完毕，仪凤元年（676）吐蕃寇鄯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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