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核实军籍，农战相兼；白、萧、段的意思是天下军队自然减员。
然而化解矛盾，消除战争，双方皆应具备诚意，仅仅由朝廷单方面推诚于下或推敬于外，依然不能奏效。元稹认识到这一点，只是由于对策是针对皇帝策问而答卷，因而仅就朝廷一方立论。他参加制科考试之际，剑南西川叛乱爆发，他向宪宗上《论讨贼表》，指出朝廷推诚于下若不奏效，即应采取讨伐行动。他认为由于物性不一，天道便相应表现为"和煦"和"震曜"两种情况。万物处在萌生、成长阶段时，天"动之以幽伏，被之以春阳，扇之以仁风，润之以膏雨"，万物即可"油然而生"。万物到了枝干坚硬、内心顽固、凝滞蛰伏阶段时，天"扇之以和煦而不出，润之以膏雨而不滋，则必迅之以雷霆，曜之以威赫，然后顽滞之心改，幽蛰之气宣"。他认为叛乱已经爆发，宪宗应改"和煦"为"震曜"，却反而对叛乱元凶姑息优容。他不禁连连感叹道："其如天下之愤何！其如天下之愤何！"战争必然影响农业生产，加重农民负担，他认为必要的代价应该付出。他的《田家词》有"官军收海服"句，像是针对平定浙西叛乱而作。说：农夫们为官军驱牛驾车，运送军资，有的甚至丧生。牛被兵士吃掉，幸存的农夫只能收拾牛角归来，重铸农具，从事生产。农民全家都在为平叛战争作贡献，"姑舂妇担去输官，输官不足归卖屋。愿官早胜雠早覆，农死有儿牛有犊，誓不遣官军粮不足"。
关于"兴耕战之术"，他所上《论西戎表》说得很具体。他指出当时边防能力低下，供给困难，原因在于边地"为农者不教战，屯聚者不兼农"。他建议在边地实行军队屯田和组织农民习武，说："塞下诸军除使令守防之外，一切出之于野，限之名田，复其租入，然后因其阡陌，制之闾井，因其卒伍，树之师长，固其塍堑，以备不虞。"吐蕃入侵，就能有连阡接畛的军民共同抵抗；吐蕃退归，军民便转入农业生产。"若此，则曩时之聚食者，尽归之于服勤之农矣；前此之系虏者，尽化为守御之兵矣。三五年间，塞下有相因之粟，边人无侵轶之虞。"那么，当时边地有实施这一建议的条件吗？《资治通鉴》卷238载：边将李惟简在邻近吐蕃的陇州（治今陕西省陇县）"益市耕牛，铸农器，以给农之不能自具者，增垦田数十万亩，属岁屡稔，公私有馀，贩者流及他方"。看来只消稍加变通，元稹的建议即可实施。
白居易的"销兵"方案并非自己的创见。早于他草拟《策林》将近40年，常衮为代宗拟定《禁诸道将校逃亡制》，即说诸道节度使、团练使"额内官健有逃死者，不须更填"。唐人刘肃《大唐新语》卷10《厘革》认为常衮此举在唐代是"戢兵之渐"，其目的在于"节财省费"。元稹、白居易为应制举而一起揣摩时事，预拟答卷，必然会参考已有的思想资料。但从元稹的制举答卷到《连昌宫词》，都可看出他并没有吸收常衮的说法。
总之，从思想方面加以考察，元稹的见解和白、萧、段诸人的消兵说不同。
三
判断元稹的见解，除了从思想方面加以考察，看他提出了什么样的理论，还需要从行动方面加以考察，看他实际上是怎么做的。
宪宗对藩镇联绵不断的用兵，使得国用虚竭，民众困苦。平定淮西叛乱费力最大，历经三年之久。淮西战事未毕，宪宗还打算同时对成德藩镇（驻镇州，今河北省正定县）动武。多年来，天下厌苦宪宗用兵；白、萧和钱徽等人先后奏请罢兵；张弘靖、韦贯之奏请先平淮西，再征成德。宪宗拒不采纳，结果，张、韦罢相，萧、钱解职，以儆其余。白居易上奏在处分这几位官员五六年以前，当时朝廷中斗争不激烈，因而未受处分。
元稹的态度和上述诸人不一样。他认为天道对万物或和煦或震曜，"岂天之道仁于彼而厉于此乎，化与不化之异也"。这就把藩镇的"物性"作为朝廷采取何种态度的前提条件，必然逻辑地得出一个结论：对于跋扈叛乱藩镇，朝廷应以武力予以镇压。他对剑南西川和浙西叛乱的态度已见前述，这里再看看他对淮西叛乱的态度。
元稹在通州得知平定淮西叛乱的喜讯后，立即向朝廷奏上《贺诛吴元济表》，歌颂宪宗"凝兹睿算，取彼凶残"，"威动区宇，道光祖宗"。同时，他致上《贺裴相公破淮西启》，推崇宰相裴度主持平叛战争是"功高振古，事绝称言"。他特别赞扬裴度硬顶住朝野巨大的罢兵声浪，完成了平叛任务。当时群臣"守见习闻，咸怀阻沮"。裴度却"英猷独运，卓立不回，内排疑惑之词，外辑异同之旅"，"忠诚愤激，亲自拊巡"。裴度称得上是"举世非之而心不惑者谓之明，群疑未亡而计先定者谓之智"。元稹敢于指责"咸怀阻沮"的群臣，显然同这些罢兵派毫无瓜葛。
元稹对于平定淮西叛乱，并非仅仅流于表态，而是具体筹划，积极干预。元和九年，淮西藩镇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不报，擅自袭继，肆行寇掠。宪宗任命山南东道（驻襄州，今湖北省襄樊市）节度使严绶兼充申光蔡等州招抚使，负责对付吴元济。元稹撰写了《代谕淮西书》，以严绶的名义和口气致吴元济及淮西镇将士官吏、申光蔡三州百姓。这封公开信为吴元济分析利害，指明出路。其内容有以下几点：其一，警告吴元济"众不可凭，位不可取"。吴元济企图凭借所谓众人的劝请而袭继节度使职位，违抗朝旨，必然要遭受惩处。当年剑南西川和浙西的叛乱元凶不识时务，自以为"朝廷未即诛擒"，然而一月光景即被镇压，"皆头悬藁街，腰斩都市"。那么，吴元济"希求非望之志，安得复行于今日哉？"其二，指出吴元济缺乏足够的财力和兵力同朝廷抗衡。国家一方，"命全军之将，用不竭之资"，"以攻则彼有压卵之危，以守则我无出疆之费"。而淮西一方，"百姓日蹙，赋敛日加"，"壮者劫而为兵，老弱妻孥吞声于道路"。"用三州之赋敌天下四海之饶，以一旅之师抗天下无穷之众"，其下场如何，连小孩子和蠢人都能看出来。其三，提醒淮西"势不可久"。国家若"图不战之功"，实行包围封锁方略，淮西即"男不得耕，女不得织，盐茗之路绝，仓廪之积空，不三数月，求诸公于枯鱼之肆矣"。国家若实行征讨方略，淮西"聚而待之则自穷，分而应之则不足"，会很快失败，遭受灭族的惩处。其四，鼓动淮西将士倒戈讨叛，警告吴元济"将不可恃"，"兵不可保"。剑南西川、浙西等藩镇的将士，同其叛乱元凶并非铁板一块。一些所谓的"腹心不贰之将"、"骨肉不欺之亲"，被元凶授以"锐健先锋之兵"、"敢死酬恩之卒"；然而在官军压境之际，他们一旦明白"逆顺之理殊"，"子孙之祸大"，便与元凶划清界限，"倒戈以攻于外"，"纵火以应于内"，立功受赏，荣华富贵。淮西难道没有这种将士？吴元济付出"碎六尺之躯"和"绝公侯之嗣"的代价，不过是作为这种将士的"求福之费"和"受赏之资"而已。"其为人谋也则厚矣，自谋何薄哉！"其五，敦促吴元济选择"自新之路"。"今天子垂恻隐之诏，建招抚之名"，吴元济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束身归朝"，这样便能补救前咎，重新做人，还能保住一官半职，不至于族灭而使吴氏先祖绝奉祀。其六，指出吴元济若不悬崖勒马，平叛战争必不可免，其下场可悲。"如或违天失时"，"则王师进击于外，义士潜谋于中，身首之戮指期，肘腋之危坐见"，"岂不大哀哉？"这封公开信义正词严，逻辑严密，说理透彻，流畅自然，元稹若不是对这些问题长期萦绕于心，是难以写成这个样子的。
宪宗逝世后，元稹作了《宪宗章武孝皇帝挽歌词三首》，第二首盛赞"元和盛圣功"，关于国内的武功，有句云："二凶枭帐下，三叛斩都中。""三叛"句指剑南西川刘闢、浙西李錡、淮西吴元济这三个叛乱元凶斩于京师独柳树下的事。"二凶"指杨惠琳和李师道。这句所说的事情是：其一，韩全义入朝，以其甥杨惠琳知夏绥镇（驻夏州，今陕西省靖边县白城子）留后。元和元年，宪宗诏令以右骁卫将军李演赴镇接替韩全义的节度使职位。杨惠琳拒不奉诏，据城叛乱。河东藩镇（驻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节度使严绶表请讨伐。宪宗诏令结集部队，围剿杨惠琳。于是，夏州兵马使张承金斩杨惠琳，传首京师。其二，淄青藩镇（驻青州，今山东省益都县）节度使李师道，为阻止朝廷平定淮西，一面派人焚烧国家粮草储备，折断皇家陵庙门前的列戟，一面组织在东都洛阳武装叛乱。平定淮西后，他十分恐惧，上表归顺朝廷，请献三州土地，并派长子入京师宿卫，既而反悔食言。宪宗诏令诸军讨伐，李师道失败惨重，元和十四年被其都知兵马使刘悟斩首，献于京师，淄青十二州皆平。可见元稹完全肯定和支持宪宗时期平定藩镇叛乱的行动。
既然如此，那么，元稹为什么在《连昌宫词》中呼吁"努力庙谟休用兵"呢？且看篇末的几句："今皇神圣丞相明，诏书才下吴蜀平，官军又取淮西贼，此贼亦除天下宁。"原来他为宪宗平叛节节胜利而高兴，为艰难的淮西战役最终成功松一口气，盼望从此天下太平，不再用兵。这种认识和愿望是历史进程的辩证法则所致。古人所谓物极必反，乱然后治，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都是这种思想路数。
四
现在再来看看陈先生对《连昌宫词》"休兵"说给元稹在穆宗时期政治生活中带来影响所做的研究。陈先生立论除依据上揭萧、段二相"屡献太平之策"的资料外，还依据《旧唐书》卷166《元稹传》的说法：穆宗当太子时，听到妃嫔、近侍吟诵元稹诗歌，"尝称其善"。元和五年以来的四年间，元稹贬为江陵府（治今湖北省江陵县）士曹参军。宦官崔潭峻时在当地任监军，因为敬重他的才华，没有把他当作小吏对待，经常索取他的诗篇，吟哦赏玩。崔潭峻归朝，穆宗登极，崔潭峻奏上元稹《连昌宫词》等百馀首诗歌。"穆宗大悦"，问起元稹的下落，崔潭峻说已调回长安，现为南宫散郎。穆宗即日提拔元稹为祠部郎中、知制诰。"朝廷以书命不由相府，甚鄙之。"然而由元稹撰拟的辞诰，词句典雅，与古相侔，"遂盛传于代，由是极承恩宠"。不久，穆宗把他召入翰林，任中书舍人、承旨学士。因为崔潭峻的缘故，宦官们"争与稹交，而知枢密魏弘简尤与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东节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与弘简为刎颈之交，谋乱朝政，言甚激讦。穆宗顾中外人情，乃罢稹内职，授工部侍郎。上恩顾未衰，长庆二年，拜平章事。诏下之日，朝野无不轻笑之"。陈先生由此得出结论："当宪宗之世，主持用兵者，宰相中有李吉甫武元衡裴度诸人，宦官中则有吐突承璀。然宦官亦有朋党，与士大夫相似。其弑宪宗立穆宗及杀吐突承璀之诸宦官，世号为'元和逆党'。崔潭峻者，此逆党中之一人。故'消兵'之说，为'元和逆党'及长庆初得志于朝之士大夫所主持。"元稹因其《连昌宫词》"休兵"说同于萧、段二相"消兵"说，"宜其特承穆宗知赏，而为裴晋公所甚不能堪"。《连昌宫词》同元稹的"荣辱升沉，发生如是之关系，此则当日政治之环境实为之也"。陈先生这个说法包括两层含义：其一，元稹和裴度处于彼此水火不相容的派别分野，原因在于二人对待平定藩镇叛乱的政治见解不同。其二，元稹在穆宗时期政治生活中的荣辱升沉，是由于自己的政治见解所致。
让我们先看第一层含义涉及的问题。从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当宪宗之世,元稹一贯倡导平定叛乱藩镇,与主持用兵的宰相李吉甫、武元衡、裴度诸人，政治见解没有丝毫分歧。元稹《连昌宫词》标出"休兵"说，表达了自己平叛胜利后盼望天下太平的心情。裴度当时也是这种情绪。他在元稹创作《连昌宫词》之后，创作了《铸剑戟为农器赋》，说："寰海镜清，方隅砥平，驱域中尽归力穑，示天下不复用兵。"可见他们的政治见解依然没有分歧。因此，《连昌宫词》的"休兵"说不可能导致裴度与元稹处于政见对立的派别。何况《连昌宫词》之后，李师道叛乱爆发，元稹并未被自己一时浮现的休兵愿望所囿，照样支持平叛战争。穆宗长庆元年（821）秋季，河朔地区藩镇叛乱相继爆发。幽州卢龙军（驻今北京市）都知兵马使朱克融囚禁节度使张弘靖以反，成德军都知兵马使王廷凑杀节度使田弘正以反，该地区一些州县，或被他们攻陷，或遭寇略。瀛州（治今河北省河间县）军士叛乱，逮捕观察使卢士玫，叛附于朱克融。朝廷组织大军，前往镇压。裴度由河东调赴前线，担任幽、镇招抚使及镇州四面行营都招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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