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使，亲自率军讨伐王廷凑。《旧唐书》卷170《裴度传》说：这时，元稹正通过掌管军机大权的宦官魏弘简谋取宰相职位。"稹虽与度无憾，然颇忌前达加于己上。度方用兵山东，每处置军事，有所论奏，多为稹辈所持。"裴度怒不可遏，上疏谴责他们是"奸臣作朋，挠败国政"，"但欲令臣失所，使臣无成，则天下理乱，山东胜负，悉不顾矣"。"河朔逆贼，只乱山东，禁闱奸臣，必乱天下。"次年二月，元稹拜相，奏请穆宗罢兵，赦免王廷凑、朱克融，"盖欲罢度兵柄故也"。《旧唐书·元稹传》披露了他建议"罢兵"的细节：王廷凑、朱克融连兵围攻深州（治今河北省深县），深州处境困难。"稹以天子非次拔擢，欲有所立以报上。"有人推荐王昭、王友明是奇士，曾客游河朔，熟悉贼党，可行反间计解救深州。推荐者提供家财，充当二人的活动经费，还贿赂兵部、吏部官员，从而获得20份委任官吏的空白告身，以奖赏立功人士。元稹一一应允。分析这两则资料，可以认为：元稹本来同裴度"无憾"，由于担心裴度资格老、功劳大，再立功更会妨碍自己的仕途，故而刁难裴度用兵，使其无成。这是私心作怪，是权力之争，不是政见差异。元稹建议对河朔"罢兵"，并非对叛乱放任自流，而是企图另辟蹊径，解决问题，以捞取政治资本，因而不能把他划到主战派的对立面去。元稹这一侥幸方案，是当时客观条件制约的结果，《资治通鉴》卷242说：朝廷对"幽、镇用兵久无功，府藏空竭，势不能支"。至于说崔谭峻是宦官中同主战派代表吐突承璀相对立的消兵派人物，并没有迹象证明这一点。吐突承璀在平叛战争中任过监军，崔谭峻也是这样,他长期在地方上任监军，当严绶任申光蔡招抚使以对付吴元济时，就是他担任监军，元稹为严绶代写致吴元济的公开信，很可能出于他的推荐。
接下来看第二层含义涉及的问题。假如元稹在穆宗时期政治生活中的升沉荣辱确实由《连昌宫词》"休兵"说反映的政治态度所致，《连昌宫词》被穆宗见到，才应该是元稹"特承穆宗知赏"的开端，然而早在穆宗当太子时，就因为知道元稹的诗歌而欣赏他。假如元稹的"休兵"说同于萧、段的"消兵"说，而被视为"长庆初得志于朝之士大夫所主持"，那么，长庆元年伊始，即河朔叛乱爆发半年前，萧、段即次第罢相，根本谈不上"得志于朝"，元稹的仕途却未随之波动。可见元稹当时的"荣"和"升"，并非与《连昌宫词》的"休兵"说相关。我认为他之见重于穆宗，完全由于自己的文才学识。由他起草的辞诰，词句雅驯，表述准确，因而受到穆宗和时人的赏识。白居易所写的《唐故武昌军节度处置等使正议大夫检校户部尚书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赠尚书右仆射河南元公墓志铭》说："制诰，王言也，近代相沿，多失于巧俗。自公下笔，俗一变至于雅，三变至于典谟，时谓得人。上嘉之，数召与语，知其有辅弼才。"元稹被授予翰林学士承旨是由于自己称职，这个职务号称"内相"，本是极容易真正拜相的。同样，元稹的"辱"和"沉"也不是由于自己所谓的"休兵"说法，他不是"消兵"派。人们所以鄙夷他，并迫使穆宗贬黜他，根本原因在于他与宦官交接，走宦官的门径谋取相位。这时，宦官专权，朝官普遍反对宦官干预政治。当元稹通过崔谭峻的牵线搭桥而被穆宗授予祠部郎中、知制诰职务时，"朝廷以书命不由相府，甚鄙之"。《资治通鉴》卷241记载：元稹新任命为中书舍人知制诰，和同僚们在衙署一起吃瓜，恰逢苍蝇飞到瓜上，中书舍人武儒衡以扇挥蝇，趁势指桑骂槐道："适从何来，遽集于此。"可见双方对立情绪之大。裴度对元稹"所甚不能堪"，没理由因为《连昌宫词》的"休兵"说，基本背景应是元稹同掌权宦官魏弘简的关系，不过不便对宦官说得太过，只好痛斥元稹。元稹为裴度用兵设置障碍，还在其次。
五
论及元稹"休兵"说所产生的社会影响，陈先生把它等同于萧、段的"消兵"说，继续引上揭那则资料紧接着的说法加以发明：穆宗采纳萧、段关于天下军镇兵士逃死不补的建议，诏令全国执行。"而藩镇之卒合而为盗，伏于山林。明年，朱克融、王廷凑复乱河朔，一呼而遗卒皆至。朝廷方征兵诸藩，籍既不充，寻行召募，乌合之徒，动为贼败。由是复失河朔，盖消兵之失也。"这个说法令人怀疑。军镇兵士按8%的比例自行减员，一年工夫，影响会有多大？朱、王叛军只有一万余人，朝廷动员各镇兵士前往平叛，共有15万之多，可见"消兵"并未导致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那么，复失河朔的责任追究不到"消兵"政策身上。
《旧唐书》卷142《王廷凑传》讲到复失河朔的原因，却是又一种说法："国家……及幽、镇共起，征发百端，财力殚竭。时诸镇兵十五万馀，才出其境，便仰给度支，置南北供军院。既深入贼境，辇运艰阻，刍薪不继，诸军多分番樵采。俄而度支转运车六百乘，尽为廷凑邀而虏之，兵食益困。贼围深州数重，虽[李]光颜之善将，亦无以施其方略。其供军院布帛衣赐，往往不得至院，在途为诸军强夺，而悬军深斗者，率无支给。复又每军遣内官一人监军，悉选骁健者自卫，羸懦者即战，以是屡多奔北。而廷凑、克融之众，不过万馀，而抗官军十五万者，良以统制不一，玩寇邀利故也。宰相崔植不晓兵家，胶柱于常态，以至复失河朔。既无如之何，遂议休兵而赦廷凑。"这里没有提一句萧、段"消兵"说，讲到物资供应、宦官监军、指挥管理、宰相才干等四个方面的因素。《资治通鉴》卷242又加了一个朝廷遥控的因素，说："凡用兵，举动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从；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战。中使道路如织，驿马不足，掠行人马以继之。"这些说法都很通达，陈先生却只字不提，其用意盖在于夸大元稹"休兵"说的负面社会影响。如上所述，元稹《连昌宫词》的"休兵"说和萧、段的"消兵"说不是一回事，即使"消兵"说产生了负面影响，也同元稹无关。
附带交待一下，朝廷复失河朔的原因，倒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除了上述一些因素以外，还应考虑河朔地区的特殊文化背景。当地人和内地人不同，他们不懂得逆顺道理，不讲究尊卑秩序，蛮不讲理，动辄动武，兵变杀伐，犹如儿戏，安史之乱以来60年间，已成常态。这是朝廷无法控制住河朔地区的精神方面的原因，是物质力量摧毁不了的，遑论一朝一夕奏效。
（原载《洛阳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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