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旧史所谓安禄山乱阶由于宰相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的说法，不符合史实。安禄山所以见重于朝廷，是由于他出身于胡族，未受汉文化影响，不懂得怀柔思想，不像汉族文臣儒将那样抵制和反对唐玄宗保卫民族安全的施政方略，而是支持和成就这一事业。叛乱之前，他作为唐朝的藩镇节度使，对奚、契丹镇抚并用，恩威兼施，从而解决了长期使玄宗头疼的东北边防问题，既保卫了中原的民族安全，又安辑了奚、契丹人民。杨国忠继任宰相，同他积怨甚深，不断对他中伤、陷害，激怒他造反。他未受汉文化影响的另一面，体现在对于礼义忠信、君臣父子等说教缺乏修养，遂利用外重内轻的军事条件，起兵讨伐杨国忠。他不是如旧史所说谋逆十年的野心家，只不过是个桀骜不驯的蛮勇武夫而已。玄宗偏袒杨国忠，杀掉他的儿子以示决裂，使他极度绝望，于是将清君侧扩大为全面叛乱。玄宗由此认为胡族将领事主不忠，对其余几位失去信任，借故杀掉。杨国忠对于这场战乱，负有和安禄山同等的罪责。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发动了武装叛乱。他虽然一年后即被其子杀掉，但叛乱并未就此结束，前后持续了八年之久。这场叛乱不仅在当时使中原板荡，生民涂炭，而且成为历史的转折点，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由盛而衰，中国封建社会也由前期转入后期。安禄山这个千古罪人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唾弃和责骂。这种义愤同时也掩盖了人们对他本人以及他与当时政治形势和中枢政权之间关系的冷静考察。安禄山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他从崭露头角到叛乱前夕，为什么20年间扶摇直上，一直受着唐玄宗的信任和恩遇？他在叛乱前是否有历史功绩？叛乱的人事原因是什么？叛乱后玄宗的施政方略有什么变化？这些问题不搞清楚，就无从正确了解玄宗时期的政治状况。本文对千余年来的传统说法提出挑战，企图打破研究僵局，为学术界得出正解提供一份参考。
关于安禄山如何有机会被朝廷重用并发动叛乱，旧史归咎于宰相李林甫。《旧唐书》卷106《李林甫传》指出：唐代边将功名卓著者往往提拔到朝中当宰相，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相位，便极力堵塞这条路。他对玄宗说："文人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玄宗"以为然，乃用[蕃人安]思顺代林甫领[朔方]节度使。自是[蕃人]高仙芝、哥舒翰皆专任大将，林甫利其不识文字，无入相由。然而禄山竟为乱阶，由专得大将之任故也"。《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六载条吸收这一说法，并进而得出结论："诸道节度尽用胡人，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李林甫说这话的绝对年代，史书未交代。《旧唐书》是放在天宝十一载（752）他举荐安思顺替代自己领使之后以"尝奏曰"的方式加以追述的。但他自开元二十二年（734）当宰相，到这时已19年，显然不是这时说的。《资治通鉴》系于天宝六载（747），也只是在前文记载一批寒族、蕃人充任节度使后，以类相从，将李林甫的话附在这里作总结，并非确定是这年说的话。李林甫这话既然目的在于巩固相位，当然只能当相后才说。然而在他当相之前，玄宗任用的都护、大总管、节度使等高级军官，绝大多数已是寒族，如薛讷、郭虔瓘、郭知运、郭元振、王君chuò（"毚"字"兔"换成"大"）、杜暹、田杨名、张嵩、牛仙客、张守珪，等等。至于寒族无党援，蕃人不识文字，功劳卓著也无由入相，更与史实不符。薛讷、郭元振、杜暹等，在李林甫当相之前，皆已拜相。李林甫当相后，玄宗征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入朝当尚书，宰相张九龄坚决反对。玄宗发怒说："事总由卿？""卿以仙客无门籍耶？卿有何门阀？"张九龄说："仙客本河潢一使典，目不识文字，若大任之，臣恐非宜。"李林甫却说："但有材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何有不可？"玄宗终于拜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察御史周子谅认为牛仙客不是宰相材料，玄宗竟"怒而杀之"。（《旧唐书》卷106《李林甫传》）李林甫为牛仙客帮腔，实际上自己就起到了党援的作用，又怎么杜绝别人党援呢？寒族出身的边镇节帅可以入相，这是李林甫多次见到的事，怎么能说"无入相由"呢？玄宗斥责张九龄"事总由卿"，李林甫也承认是"天子用人"，可见李林甫会意识到自己受着种种制约，不能为所欲为。此外，玄宗褒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战功，"欲以为相"（《资治通鉴》卷214开元二十三年条）；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晚年入京，加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安禄山未叛乱时，玄宗也曾考虑"以宰相处之"（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中），并责成一位翰林学士起草了诏书。不过，对后二人属于羁縻性质，和用牛仙客以才不同。可见，把安禄山受重用和发动叛乱，归咎于李林甫专宠固位、一言丧邦，是不符合史实的。
那么，我们就需要从更加广阔的背景来考察安禄山和唐朝廷的关系。
唐初以来，北方的突厥，西方的吐蕃，东北的契丹、奚等族，时附时叛，内侵频仍，给中原地区造成极大的威胁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