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威胁。到玄宗时期，经过百馀年的恢复发展，国力空前提高，玄宗比前任诸帝更多地考虑解决民族安全问题，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陈寅恪先生论及西方边事时说："玄宗之世，华夏、吐蕃、大食三大民族皆称盛强，中国欲保其腹心之关陇，不能不固守[安西]四镇。欲固守四镇，又不能不扼据[唐之西门]小勃律，以制吐蕃，而断绝其与大食通援之道。当时国际之大势如此，则唐代之所以开拓西北，远征葱岭，实亦有其不容已之故，未可专咎时主之黩武开边也。"（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36-1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那么，对于抵抗北方后突厥和东北奚、契丹的内侵，也同样应该看成是唐朝民族自卫战争的正义事业。
完成这一事业需要人才，玄宗起初打算通过制举从文人中选拔。开元九年（721），他下诏说："今边境未清，统边须将。"各地人中"有智合孙、吴，可以运筹决胜，有勇齐贲、育，可以斩将搴旗，或坐镇行军，足拟万人之敌，或临戎却寇，堪为一堡之雄，各听自举，务通其实。……朕当亲试，不次用之"。当年设智合孙吴运筹决胜科。玄宗策问说："思谋臣以制敌，折冲于樽俎；索名将以守边，降伏其戎寇。行何法也，得致斯人哉？"关于奚、契丹，特别提到"柳城梗涩，何筹以系其虏？"该科中举的杨若虚对策说：自己一向主张"柔远"，"张纲弃兵，竟和南国；充国不战，亦定西夷"。"华夏者国之心腹，边陲者国之支体，若心腹充盈，则支体无害。""若柳城之寇，不虐于边人，鸿胪之宾，未绝于来使，则养士卒以待其衰也。"总之，"夷狄柔服，惠怀无战，其在于兹"。同科中举的张仲宣对策说："夫先王驭道也，必专其边守，疆以戎索，恃吾有以备，怀其所以来，招携以礼，怀远以德。""若乃务广其土，以疲其人，宿兵于无用之地，劳师于不御之俗，圣王之道，未足前闻。"（徐松《登科记考》卷7）这些议论过于迂阔，显然于时无补。后来，玄宗还开过将帅科、武足安边科、智谋将帅科，但始终没有发现真正的人才。
文臣对于玄宗关于民族安全的施政方略，往往表示异议。玄宗想讨伐吐蕃，宰相张说"密奏许其通和，以息边境"。玄宗不从。后来，张说借瓜州失守的机会，又上表说："若斗不解，立有死者"，"至仁无残，量力取功"。（《旧唐书》卷97《张说传》）张说巡视朔方，玄宗赠诗，张九龄《奉和圣制送尚书燕国公赴朔方》诗说："宗臣事有征，庙算在休兵。……山甫归应疾，留侯功复成。"（《全唐诗》卷49）南宋计有功指出：张诗"大抵取旋师偃武之义"。（计有功《唐诗纪事》卷15《张九龄》条）玄宗"欲讨契丹，群臣姚崇等多谏"。（《资治通鉴》卷211开元二年条）奚、契丹二万骑兵入寇渔阳，"幽州都督宋璟闭城不出，虏大掠而去"。（《资治通鉴》卷210先天元年条）后突厥可汗默啜北击拔曳固而身亡，正出使突厥的大武军子将郝灵荃携其首献于阙下。默啜自武则天以来一直为害内地，"朝廷旰食，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灵荃得其首，自谓不世之功"。宋氏当相，"恐好事者竞生心侥幸，痛抑其赏，逾年始授郎将。灵荃恸哭而死"。（《资治通鉴》卷211开元四年条）杜甫《兵车行》诗甚至指责玄宗为："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全唐诗》卷216）
文人出身的将领也不能忠实执行玄宗的旨意。王忠嗣领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在掌握"。但他并不充分利用这些条件进行战斗，一直以持重安边为务。他认为："国家升平之时，为将者在抚其众而已。吾不欲疲中国之力以徼功名耳。"他有一张重150斤的漆弓，一直贮于袋中，以示不用。玄宗部署夺回被吐蕃侵占的石堡城。王忠嗣认为："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恐所得不如所失"。"今争一城，得之未制于敌，不得之未害于国。"因而对于玄宗命自己配合别部夺取石堡城，勉强服从，动作迟缓，致使"过期不克"，"师出无功"。（《旧唐书》卷103《王忠嗣传》）
可见，对于民族保卫事业，很多文臣儒将不达时务，囿于儒家的陈腐观念，不是纸上谈兵，就是斥为黩武开边，根本谈不上执行玄宗的指示，支持和成就这一事业。要推动事业的进展，玄宗不得不转而倚重坚决执行其指示（即下文所引"特禀庙谋"）的武人，尤其是受汉文化影响较少的蕃族武人。于是，玄宗给予了他们种种优宠和恩遇。
开元二年（714），由于"契丹及奚与突厥连和，屡为边患"，薛讷建议出师讨伐，而中书令姚崇等人表示反对。玄宗立即将薛讷提拔为相，"总兵击奚、契丹，议者乃息"。（《旧唐书》卷93《薛讷传》）"契丹及奚连年为边患。"长期以来，幽州都督宋璟，长史赵含章、薛楚玉等人，束手无策。张守珪任长史后，"频出击之，每战皆捷"，树立了朝廷的正当权威。契丹首领屈剌（一译据埒）和衙官可突干感到恐惧，遣使诈降，并暗地勾结后突厥，企图杀唐使王悔而再度叛乱。王悔利用契丹的内部矛盾，杀掉屈剌和可突干，传首东都。张守珪到东都献捷，玄宗为他举行"饮至之礼"，"赋诗以褒美之"，并擢官重赏，"诏于幽州立碑以纪功赏"。（《旧唐书》卷103《张守珪传》）
吐蕃入寇大斗谷和甘州，焚掠而去。凉州都督王君chuò紧紧追击，破其后军，俘获大量羊马、辎重，因而擢官左羽林大将军、河西节度使。玄宗设宴招待他两口，王妻夏氏因战功封为武威郡夫人。后来，他在战斗中死于非命，玄宗非常痛惜，"给灵舆递归京师，葬于京城之东，官供丧事"，并责成张说撰写碑文，玄宗"自书石以宠异之"。（《旧唐书》卷103《王君chuò传》）
哥舒翰是突厥别部突骑施人。起初，吐蕃年年来积石军抢收麦子，无人敢抵抗，边地人把积石军叫做吐蕃麦庄。哥舒翰任陇右节度副使、都知关西兵马使、河源军使后，吐蕃五千骑兵又来抢麦，他组织抵抗，追杀净尽。他在青海中筑神威军，被吐蕃入寇时攻破。他又在青海中筑应龙城，"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石堡城没入吐蕃后，唐军几经努力，不能收回，王忠嗣甚至主张放弃。哥舒翰负责此事时，"不旬日而拔之"。（《旧唐书》卷104《哥舒翰传》）西部的安全大致有了保障。玄宗对他很器重，除擢官赏物外，还封他为西平郡王，赐实封500户。玄宗下诏表彰他："美政以公忠益著，深略以果断能成。"在"犬戎（吐蕃）苞藏，祸盈恶稔，南援蛮落（南诏），东窥塞垣"时，"特禀庙谋"，"收九曲之旧疆，开千里之沃壤。亭障卧鼓，既成禁暴之勋；屯田馈军，以益封财之用"。（《唐大诏令集》卷60《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西平郡王制》）
高丽族人高仙芝在西域立有战功，被任为安西副都护、安西四镇都知兵马使。唐朝的西部门户小勃律被吐蕃拉拢过去后，西北二十多个国家都为吐蕃所制，被迫和唐朝脱离臣属关系。高仙芝率军克服重重困难到达小勃律，逮捕诸首领，将其中几个勾结吐蕃者斩首，并进而平定大勃律。唐朝因此在与吐蕃争夺盟国中立于主动地位，切断了吐蕃与大食的通援之道，保证了腹地的安全。高仙芝因而被玄宗任命为安西节度使。王维《兵部起请露布文》论及这场战争，说：吐蕃"动摇远边，遮汉使之路；胁从小国，绝蕃臣之礼"；高仙芝"虔奉圣策，肃将天诛"，"无攻不克，百蛮皆归于计中；无远不宾，万方若在于宇下"。（《王右丞集笺注》卷18）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军事形势下，适应了玄宗政策的需要，这一批人才见重于朝廷，受到种种恩遇的。安禄山不过是这批人中的一个。具体情况，留待下节论述。
这一点既已做出解释，那么，在形势和政策不变的情况下，为什么安禄山受到玄宗的重用和恩遇远远超过其他人，并且经久不衰，还需要继续考察他本人的条件和行为。
第一，安禄山是长养在东北的混血胡人，精通当地多种民族语言，便于在东北复杂的民族聚居地区发挥作用。他的这一特殊条件，在玄宗考虑人选时具有优势。
第二，安禄山和太子关系疏远，使玄宗放心。玄宗为废立太子几经周折，生怕太子形成第二个政治中心，更怕军人和太子勾结，影响自己的帝位。太子在忠王邸时，皇甫惟明任忠王友。皇甫惟明领河西陇右节度使后，破吐蕃入京献捷。太子元宵夜出游，与妃兄韦坚相见。韦坚又与皇甫惟明在道观相见。李林甫一伙就告发韦坚和"节将狎昵，是构谋规立太子"。玄宗贬皇甫惟明为播川太守，"寻发使杀惟明于黔中"。（《旧唐书》卷105《韦坚传》）节度使王忠嗣因父死王事，从小生活在皇宫中。李林甫一伙又构陷他自称"幼养宫中，与忠王相爱狎，欲拥兵尊奉太子"。玄宗并不相信，认为："吾儿居深宫，安得与外人通谋，此必妄也。"（《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六载条）但仍将王忠嗣定为死罪。哥舒翰力陈其冤，请以自己的官爵赎其罪。玄宗不听，入禁中，哥舒翰叩头随之，声泪俱下，玄宗才将王忠嗣减死，贬为汉阳太守。安禄山则不然。他见太子不拜，说："臣蕃人，不识朝仪，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说："是储君，朕百岁之后，传位于太子。"他说："臣愚，比者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臣今当万死。"这才拜太子。这无疑是向玄宗宣誓效忠，玄宗"尤嘉其纯诚"。（《安禄山事迹》卷上）
第三，安禄山和主要将相之间矛盾重重，玄宗便于利用这一点让他们互相牵制，收平衡各种力量之效，稳定自己的统治。安禄山做官期间，宰相主要是李林甫和杨国忠。李林甫任吏部尚书时，将选举取士委托吏部侍郎宋遥和苗晋卿负责。二人巴结御史中丞张倚，从万名选人中录取64人，把张倚之子列为上等，一时舆论大哗。安禄山向玄宗揭发此事，玄宗亲自复试。这位纨绔子弟拿着试卷，终日写不成一字，被时人讽刺为"曳白"。（《资治通鉴》卷215天宝二年条）宋遥、苗晋卿、张倚等人都因而贬为外官。当时李林甫炙手可热，对于他主管部门出的事，安禄山并不因为投鼠忌器就停止告发，而成为抑制他的一股力量。反过来，李林甫也能抑制安禄山。李林甫能摸透安禄山的心事，安禄山敬畏有加，每次见李林甫，都紧张得浑身冒汗。安禄山听说李林甫说他好话，就非常高兴；若说要他"须好检校"，就感叹："阿与，我死也！"（《旧唐书》卷200上《安禄山传》）杨国忠浮躁少文，安禄山视之蔑如，彼此结怨渐深。杨国忠多次挑拨玄宗和安禄山的关系，安禄山感到威胁，对玄宗说："杨国忠嫉妒，欲谋害臣，臣死无日矣。"（《安禄山事迹》卷中）安禄山、安思顺、哥舒翰几个最重要的蕃人节度使之间，积怨甚深，玄宗调解无效。一次宴会，安禄山对哥舒翰说："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父是突厥，母是胡。与公族类同，何不相亲乎？"哥舒翰答道："古人云：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尽心焉？"（《旧唐书》卷104《哥舒翰传》）安禄山认为哥舒翰以狐讥讽他是胡，大怒，骂不绝口，哥舒翰勉强隐忍。安思顺曾提醒玄宗：安禄山有谋反的可能。安禄山叛乱后，哥舒翰诬奏安思顺和安禄山串通谋反，致使安思顺被玄宗处死。皇帝都害怕大臣们铁板一块，危害自己的地位。他们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皇帝加以仲裁才显得必要，才能利用矛盾，便于牵制、驾驭，巩固自己的地位。玄宗经历过多次复杂的政治斗争，统治时间长久，无疑懂得这一秘诀。他处理葛福顺、王毛仲结亲事可以印证这一点。
因此，安禄山受到重用，被委以方面之任。
东北奚、契丹两族，唐代称为两蕃。唐朝建立后，两族内附，唐廷在当地设置府、州，任命其首领为都督、刺史。武则天时，朝廷和契丹关系破裂，契丹发动叛乱，朝廷进行镇压，中原一方损兵折将，契丹则多次侵入内地。此后，契丹时附时叛；奚有时内附，有时叛归契丹。玄宗时，"奚既破伤，殆无遗噍"（张九龄《张曲江集》）卷8《敕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书》）；而契丹正处于大贺氏部落向遥辇氏部落转变的原始社会末期，胜兵四万多，私有制和阶级开始萌芽，建立政权正在酝酿之中。契丹为了掠夺财物，扩大地盘，不断寇边内侵；加上作为奴隶主阶级先驱者的军事贵族在酝酿建立政权时期的扩张野心，唐的民族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唐廷对于契丹的强悍缺乏正确的估计，误以为"契丹馀孽"（《张曲江集》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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